厚重的大门上原有的拉环依然精美
（四）
祖父共有四房夫人，原配夫人黄氏，惠州人，无子嗣；二夫人陈氏，在香港所娶，出下四个伯父和一个姑母；三夫人凌氏和四夫人银苏，在广州所娶，其中凌氏出下我父亲，银苏无所出。祖父从广州返回惠州后，一大家人济满一堂，可谓兴旺，但好景不长。首先是祖父自广州返来后从此疾病缠身，成为余道元的常客，诊金药费开支不少。其次是几十人一个大家庭（丫环仆人就超过10人），张口要吃，伸手要穿，加上祖父在广州那几年花钱如流水，返回惠州后已所剩无几，家中除了沙坳有些田产和水东街有两间店可收租外，已无其它经济来源，正所谓坐食山空。没几年，这个家庭遂步出现经济困难，开始卖沙坳田产维持生活，家族的厄运也接踵而来。
首先是祖父的原配夫人病逝，不久在广州娶回的两个夫人亦离家出走。在广州娶回的两个夫人，其时都很年轻，父亲的生母凌氏不足30岁，四夫人银苏也在25岁右。她们跟祖父返回惠州不久，见祖父疾病缠身，家族日益败落，知已无力回天，遂产生赶年轻脱离这个家族，另媒出路的念头，并寻找机会实施行动。有一天，这两位年轻夫人趁祖父出门看病之机，草草收拾了一些细软，想开后门偷偷溜走，但给我那年仅3岁的父亲发现了，父亲哭着要跟生母凌氏一起出门玩。凌氏无奈，带着这个儿子走出伯公巷，在水东街一间零食店买了一串陈皮梅，含着泪把父亲哄回家后，就与银苏一去不复回了。祖父得知后虽然很气愤，但亦无可奈何，为了面子，对别人只好谎说这两位夫人投江自尽了。
屋檐下精美的木雕，还残存着文革时为保护木雕而遮盖的木板。
其次是1924年3月，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会议，决定再分3路进攻惠州陈炯明。4月滇军五个师及桂军刘震寰部总攻惠州城，用地雷炸毁惠城西、北两门一部，因杨坤如部凭城基死守，惠城虽未能攻克，但从5月下旬起惠州连降大雨，河流泛滥，至月底潦水退后，惠州城内发生鼠疫。至6月气候日渐炎热，鼠疫进一步漫延，城内居民每日死亡数十起，厄运又降临这个家庭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父亲的5个亲兄和3个堂兄染上鼠役相继死去，9个兄弟仅剩下我父亲1人。天啊，报应真的来了！我祖父害怕极了，他从未这样害怕过。为了避免香火断绝，他听从余道元的劝告，把我那时年七岁的父亲过契给东门街一个神婆做儿子，离开了这个家庭，才逃过这一劫。
奇怪的是，虽然我父亲8个亲兄和堂兄染上鼠而相继死亡，但祖父却安全无羌。有人认为他一生抽了太多鸦片，身体产生了免疫力，不知是真是假。但经过这场剧变，鼠疫过后不久祖父亦一病不起，涯至1925年冬，亦与世长辞，终年不足50岁。其时正好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和杨坤如困守惠州城，不能穿过府城把祖父葬到下廓杨爷岭他父亲墓旁，只草草安葬在西支江南岸的花边岭。文革前，我母亲发现花边岭前那支溪水上涨时会威胁祖父的墓地，遂找忤作工人将祖父的遗骨移往杨爷岭，与他父亲安放一起。开棺后，母亲发现祖父的遗骨呈金黄色，与一般人的白色骸骨不同，回来后很高兴告诉我们，说祖父的墓地如何如何风水好。我听到后说:“好什么？如真的那么好，他的子孙就不会这么潦倒了，那金黄色还不是给鸦片熏的么？”母亲听后哑然失笑。这亦是后来的事情了。
上塘街41号的“何氏大屋”后门
祖父和诸伯父相继辞世后，往日钟呜鼎食的人家仅剩下6个人——我12岁的父亲（鼠疫过后，族人把我父亲接回本家）和他15岁的姐姐，一个堂兄，仅剩下的一个祖母郑氏和三伯娘、五伯娘三个寡妇。其时沙坳田产已卖光了，接下来的生活经济来源，主要靠水东街两间商铺的部分租金和几个寡妇的私己饯。过了几年，寡妇们的私己钱也用光了，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大屋卖掉。但卖屋之事，我父亲姐弟年少无知，寡归们又无能为力，遂请了下塘街何屋一位本家操办，最后以8000两白的贱价卖给新村骆凤翔的哥哥骆瑞楼。后来得知，该大屋实卖12000两白银，下塘街那位本家欺我家少儿寡妇，＂食水＂4000两。正因为这样，后来上塘街何氏与下塘街何氏几乎断绝了来往。1938年冬日军沦陷惠州，这座大屋又被日军焚毁，今除了那个门面基本保留原来样子外，里面已面目全非了。
2010年3月14日，下塘街41号“何氏大屋”门前，院里的果树花开茂盛。
大屋卖掉后，在我五伯娘的提议下，到府城北门街她娘家附近与一姓王的大户人家当了几间房子居住。不久父亲的姐姐出嫁广州，临行时哭着对她的生母郑氏说，要善待我的父亲——她的同父异母弟弟。并告诫她母亲，以后本家全靠我父亲继承香火。1927-1930年间，父亲在上塘街的老邻居林振雄当上了广州黄埔军校第七期教育长，当时很多惠州青年利用这种关系报读黄埔军校。据《黄埔军校同学录》记载，这一期入读黄埔军校的惠州人就有76人之多，其时我父亲亦想入读黄埔军校。但报考时，因父亲不满十八岁，身比较为瘦弱，难以承担军校的强度军事训练，加上又是独苗子，因此建议父亲报读虎门警察学校。从此，我父亲又踏上一段人生更为坎坷的旅程。（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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