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江世泽，水部家声
（二）
咸丰五年七月，广东提督昆寿率兵增援惠州，破翟火姑鸭屎岭等地盘。八月，惠州连日大雨，江水暴涨，翟火姑的营房尽被洪水所淹。提督昆寿遂会同惠州知府海廷琛、归善知县何庆龄督水师向翟火姑防地猛攻，歼敌三百余。翟火姑支持不住，退回老巢沙坳，筑炮台与官兵对持。绅士郑日高率百余乡勇登岸偷袭，率先攻入沙坳，诸军继而涌入，毙敌数百。翟火姑见大势已去，率军退出惠州，经紫金逃往西江。因沙坳是翟火姑起事发源地和惠州的最后巢穴，又是首领何亚黄的故乡，故翟火姑退出惠州后官军为了泄愤，在沙坳实行惨烈的焦士敌策，杀害了许多无辜农民，烧毁许多房屋，沙坳村的祠堂被毁、族谱被焚、祖坟被挖。时至今日，沙坳村没有一部完整的族谱，何氏在沙坳的始祖考妣名讳亦不知其详；后来祠堂重建，牌位也只笼统刻上“何家历代宗亲”字样，无法设立具体祖宗牌位。
翟火姑搞事这场灾难过后，高祖父兄弟可以把去年埋藏起来的财物遂步拿出来使用了。在高祖兄弟三人中，我高祖父排行最小，在大哥带领下洗脚上田，来到水东街，各购置了两间店铺，开始经商创业。嗣后大哥在上塘街马屋巷口西侧置宅定居，我高祖父在东则不远的的苏屋巷口置宅定居，遂成为惠州上塘街何氏始祖。我高祖（老三）在水东街经商，凭着丰富的资本和工人的合力，生意搞得红红火火，不几年就成为水东街颇有名气的商人。而高祖的二哥却依恋乡村，不愿洗脚上田，遂在沙坳村西北面购置了一大片水田出租。该片水田虽然地势较低，常遭涝灾，但土质肥沃，种出的稻谷颗粒特别大，俗称“大粒田”。如“大粒田”在三年中有一年收成，己经着实不简单了，因此高祖的二哥成为沙坳最富有的地主。
进入大门，是一个有些破败的院落，这房间是过去安放椿米臼的。
据说有一天，这位高祖的二哥坐上轿，由二个工人抬着出门巡视“大粒田”，那时刚好下过一场雨，田间的“牛踏垄”又窄又滑，抬轿工人一不小心滑倒了，并把高祖的二哥掀倒在水田上，滚了满身烂泥。回来后二哥遂派人将附近石匠招来，独力斥资从村口至“大粒田”终端铺了一条1-2米宽、5-6里长的花岗岩石道。石道修好后既方便自家巡视“大粒田”，又为沙坳村民入城提供方便。这条石道足足使用了一百多年，直至文革期间才被一些村民陆续挖掉，将花岗岩石板用作建猪舍材料。
清同治年间，我高祖父病逝了，遗下三个儿子：长曰瑞伍，次曰程九，三曰三元，瑞伍是我的曾祖父。据说当年高祖病逝后，我曾祖兄弟带着风水先生往城西山岭寻找墓地，但从清晨到中午，都没有寻到合适的地方。当他们行至黄洞坳时又渴又饿，遂在路边甘蔗地搞了几根甘蔗，坐在一个小山冈吃起来。突然间，那个风水先生站了起来，指着我曾祖吃剩的那堆蔗渣说：“就在这里吧！”接着他又进一步解释说将高祖葬在此地，长房旺财，二房旺丁，三房两亏。兄弟三人，两个哥哥一个旺财，一个旺丁，小弟有意见也轮不到他说话，墓地就这样定了。后来兄弟三人的发展，确如该风水先生所言。就财而言，长房子孙名下最高资产达140万两白银，二房亦有50万两左右，而三房却微不足道；就男丁而言，长房出男孙9人，二房出男孙17人，三房出男孙仅4人。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大门打开后，可以看出这是一座有几进的大屋
树大分丫，鸟大分窝，我曾祖兄弟三人分了家了，嗣后又各置产业。其中曾祖父在上塘街伯公巷口建大屋一座，面积近千平方米，花白银约3万两，即今上塘街41号老屋；曾祖父的二弟在下塘街建大屋一座，面积约600方米，花白银约2万两，即今下塘街41号老屋。对于三弟，因当时无钱建新屋，仍往在上塘街苏屋巷口老祖屋。后来苏屋巷口老祖屋卖掉后，老三才在苏屋巷内择地再建一座新屋，面积比两个哥哥小得多，约300平方，费银不详。
我曾祖父出下二个儿子，长曰榕史，次曰枳臣，枳臣是我祖父。光绪初年，曾祖父带着榕史、枳臣两个儿子往香港经商，在九龙开设一间经营东江土特产和鸦片烟土的商号，曰“天元商行”。不久曾祖父在香港病逝，天元商行生意遂由祖父兄弟接管，聘祖父兄长榕史公女婿陈仲书为掌柜。榕史公是一位出色商人，加上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规定惠州为通商口岸，进一步促进了香港和惠州两地贸易来往，在榕史公主理下的香港天元商行生意如日中天，财源滚滚而来。
有一天，商行掌柜得知有艘英国商船在途中遇着台风，船上运载的鸦片全被海水打湿，停泊在香港码头贱价为鸦片找寻买主。因掌柜陈仲书不敢私自拍板，遂问他岳父榕史公是否进货。其时榕史公抽足鸦片正在打瞌睡，无意中点了一下头，掌柜以为同意了，遂把鸦片全部买来，很快又全部转手出去，获利甚丰。到年终结帐时，榕史公以为错帐，后经掌柜解释，才恍然大悟。天元商行在榕史公主理约10年，资产最高时值140万两白银。其时香港首富何东的资产为200万两白银，以此推论，我祖父兄弟进入香港富豪榜前十名应不成问题，与惠州比自然是首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