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大门的门槛和条石，四方砖是后铺的，四方砖步道连着的突出石条是以前立屏风的地方。
（三）
光绪晚期，榕史公逝世，遗下三个儿子，天元商行遂由其长子伯佑继承。但因我祖父与伯佑叔侄两人不善经营，且嫖、赌、饮、荡、吹“五毒”具全。其中最出位的有二件事，成为当时香港的社会新闻：
一是与同行斗富。当时祖父的一个同行富豪租了一艘旅游船，一家人坐在船上在维多利亚港兜风，引起港人羡慕，而我祖父见到后很不服气。为了压制他的同行，祖父遂带着他的侄子和挟着一叠银票，跑到英国驻香港海军基地，租借了一艘炮舰，并在炮舰上挂满彩旗，在维多利亚港海面来回行驶，着实威风了一回。二是豪赌。有一天祖父叔侄两人到澳门豪赌，越输越兴奋，赌筹也越加越大，一个通宵共输掉白银20万两，结帐时银票一签就返香港睡觉，根本不当一回事，弃银钱如弃草屦，令身旁赌友为之咋舌。
1911年辛亥革命后广东独立，接着是连绵不断的内战，客观上为粤港两地营商环境造成不利。加上祖父叔侄两人不善经营和嗜赌，在他们主理下天元商行的生意如江河日下，财产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缩水，至1912年天元商行资产仅剩下约70万两白银。根据这种状况，天元商行再也经营不下去了，在掌柜陈仲书的主持下，祖父叔侄两人最终分了家，各人分得白银35万两。分家后祖父将分得资产全部折成银票，带着返回惠州。而他的侄子伯佑却继续留在香港发展，但不尽人意。1941年12月日军沦陷香港时，伯佑曾带着家人返回沙坳避难，但避难之时还放不下绔纨子弟的架子。据说吃饭时，因是困难时期，吃的是白粥加咸菜，伯佑还要独自一人正规挂上餐巾，然后用右手非常小心地夹了几粒咸菜，慎之又慎地放在左手的汤匙上，再慢慢往嘴里送。大便时要有两个仆人跟随，一个撑伞（防止矛坑上尘灰掉下来）兼拿品屎拍，另一个拿着打狗棒防止狗只靠近，一度成为当地村民的笑话。
趟过已经消失的屏风，就来了了大屋中的天井和大厅。大厅的中央原是放置神龛的。
祖父返回惠州后，由于城市条件的限制，感到食无味，玩元门，手上几十万两银票无处可花，单调的生活使他感到极不习惯。因此祖父在惠州住了不到半年就涯不下去，挟着银票又跑到广州去了。祖父到广州后，天天泡在长堤路的秦楼酒馆，做出许多出位的事情。因要给祖父留点面子，不具体说了，总之祖父在广州很快就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二世祖”。有时他在香港的侄子伯佑也会来广州凑热闹，叔侄两人一起颠。当时在广州长堤路，一提起惠州何枳臣，很少是不知道的。抗战胜利后，广州曾经上演了一幕很出名的粤剧，剧名是《两个烟精扫长堤》，剧中很多内容就是来自祖父和其侄子在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生活的实相，一曲“烟精自叹”响彻粤港之间。
1917年7月，孙中山回到广州组织军政府，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并制订了粤桂湘滇川黔各路军队同时出动，会师中原，歼灭北洋军阀的北伐计划。接着程壁光又率北洋舰队南下护法，十艘战舰共计一万余吨抵达黄埔后，孙中山要其开炮轰击广州。其时广州战云密布，人心惶惶，祖父在广州再也呆不下去了，当即收拾行里，带着两位在广州娶的夫人和我那出生不久的父亲，匆匆忙忙逃回惠州，结束了他在广州五年的浪荡生活。
保存尚好的厢房
对于下塘街第二房的程九祖，是我曾祖父的二弟。当我的曾祖在九龙开设经营东江土特产和鸦片烟土的天元商号时，他亦利用本房的财力，打造了近二十艘大木船，几乎包揽了东江航运生意。除此之外，他利用固有的运输条件，将东江土特产收购起来，再运往香港天元商行销售，所得销售货款后又在香港购进火水、火柴、洋布、西药、食品等运进惠州，销往东江各地。这样一个来回，获利甚丰，其全盛时期资产达到50万两白银。但随着香港天元商行的关闭，其财路亦截然中断，加上辛亥革命后惠州水上运输业有了新的发展，金带街人严臻五兄弟创建第一艘机动轮船后，不断拓展航运业务，机动轮船陆续增加至10余艘，拖驳船20余艘，命名为“广源轮船公司”，生意十分风火。因此程九祖的航运王国开始走下坡路，涯没几年，也就寿终正寝了。
程九祖出下5个儿子，17个孙子，人丁算是很兴旺的。但自程九祖开创的航运王国衰落后，其子孙事业已无可圈点之处。但值得一提的是，他有一个孙女叫何丽，建国前学生时代参加革命，并在部队结了婚。共和国成立后，何丽随夫转入地方，丈夫当番禺县长，何丽当组织部长。建国之初，惠州百业待兴而就业困难，何丽在惠州的兄弟姊妹大多没有工作，纷纷到番禺找何丽夫妇帮忙。何丽夫妇非常热情，把他们全部留下，并在番禺安排了工作，开创了惠州何氏家族番禺一支，此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