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轩，1974年任中共阳山县委书记，1981年冬调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惠阳行署副专员，主管农业；1983年任中共惠阳地委书记，1988年初惠阳撤区设市后，任惠州市第一任市委书记至1989年。
惠州改革开放的发轫：一段不能忘切的记忆
当惠州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风雨历程，当惠州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跨入广东省最具发展潜力城市排行榜之首时，我作为惠阳地委最后一任书记和惠州地改市第一任书记，在执行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和制定地方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上，有太多不能忘怀的记忆。
“松绑冲关卡”，改革开放首先得打破思想瓶颈
我是1981年冬调惠阳地区的。在此之前，我在山区贫困县阳山任县委书记。在那里，我成功地在农村推动实行了联产承包制，效果很好，两年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从而认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的道理。来到惠州后，我任副专员、副书记，分管农业。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已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改革开放怎么搞，没有现成模式，尤其在思想领域，人们还有极其深度的后遗症。我是从韶关地区来的，韶关当时的经济情况比惠州要好得多，原因是那里工业底子好，当时那里是华南地区的重工业基地。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对工业项目进行“关、停、并、转”调整，为韶关留下了可继续发展的良好工业基础。这个事实告诉我，一个地方经济要昌盛，商业要繁华，生活要富裕，没有工业不行。我于1983年任惠阳地委书记后，怎样推动惠阳地区的改革开放，就成为我们班子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全国都一样，但是要怎么干，却得思考。各地都有自己的不足，也有自己的优势。首要的问题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瓶颈，敢想敢干。
惠州处于沿海地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年代，这里就谈不上有什么优势。因为所有工业项目都由上面计划，为了战备的需要，我国的工业项目大多建在内地，即使有点地方工业，也大部份要内迁。在这种大背景下，惠州几乎没有工业，经济十分落后。另外，惠阳地区在行政区域建制上，分分合合，变化频繁，客观上也限制了各届领导对地方发展的长远打算。而我任书记的时候，行政建制基本趋于稳定，又逢改革开放大潮的催动，的确是应该好好抓经济了。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所以有很多党政干部把改革开放的触角始终围绕农村农业打转转，不敢越雷池。我认为，以前在农村拼命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民辛苦一年到头，连饭都吃不饱，确属笑话。但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农民的劳动热情高涨，生活迅速改善。在农民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之后，就应该考虑怎样让地区富裕，把地方财政搞富，这就成为我们班子所急需要思考的问题。
要搞活经济，仅靠抓农业是行不通的，虽无农不稳，但无工业无商业却不能富。我们抓经济究竟要走一条怎样的路子呢？在班子确立以抓经济为中心的思路后，要求各个部门和各级领导要从以往的“单纯抓农业经济”转到“抓工业经济为主”上来，要掉转“屁股”，把“屁股”坐在工业“板凳”上。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对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有关政策和文件进行盘点，必须在政策上和精神上给人们解套，必须“松绑冲关卡”，创出一条改革的路子。1983年，班子首先从解放思想入手，召集各县（市）书记、县（市）长及主管经济的相关负责人，在东莞县召开了长达九天的联席会议。会上大家摆问题，反复讨论，对不利经济发展的红头文件一一清理：能废除的当场废；该修改的修改；一时废不了的变通着干。经过辩论，思想得到统一。“松绑冲关卡”，解除了长期禁锢思想的精神枷锁。由此，阻碍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及意识形态领域中“左”的防线被突破，为下一步的改革清除了障碍。
“办实业，打基础”，引凤先栽梧桐树
要搞活经济，就必须办工业，可是我们当时办工业的底子极其薄弱。交通、供电、通讯、供水等基础设施极其陈旧。“一条马路、一路公交车、一个交警执勤岗”的“三个一”和“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就是惠州市区当时的写照。
基础设施差，让我们尝尽苦头。通讯、电力和交通的落后，是约束城市发展的主要障碍。惠阳地区没有一部直拨长途电话，打一次香港长途，要经邮电局中转，有时要花上数小时才能接通；电力设施严重老化，三天两头停电。有两个淡水籍的港商回家乡开厂，因一个月停电十多天而倒闭，导致他们严重亏损。当时通往大亚湾的电路仅有一条1万伏的线路；惠州到深圳不到80公里的路程，吉普车要走3个多钟头，到广州160多公里需要走一个上午。如此的环境，如何发展工业？又如何招商引资？
“办实业，打基础”，这是继“松绑冲关卡”解放思想之后，我们提出的又一极具创造性的口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成后，当时全国追风似的搞开发区，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许多人盲目地向“钱”看，走私严重，甚至政府部门公开参与走私贩私。1979-1980年惠阳地区就有20多万人偷渡香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要改变只顾眼前利益、没有支柱性产业和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因此大力倡导兴办实业，引进外资，建立自己的经济支柱就显得十分迫切。我们及时提出了“办实业，打基础”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大办工业上来。
在这期间，惠州市区到大亚湾的两条道路被改建为国家二级公路，广梅汕铁路惠州段很快通过自筹资金和铁道部补贴开建。之后，争取到银行的贷款，惠盐高速迅速上马、惠州港建设开工。在道路改善的同时，着手改善电力线路老化问题，增建南北郊变电站，改善了惠州至淡水和海陆丰的输电线路，改造了电网。到1986年初，供电基本得到保障。同时，4000门程控电话在惠州各级机关和企业全线开通，并逐步扩容，接着各县乡镇亦开通了直拨国际电话。向银行贷款500万元，新建了惠州桥东水厂，各地建了一批标准厂房，供外商使用。在短短几年中，惠州的投资环境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为日后招商引资创造了条件。
“一轮明月满天星斗”，以沿海区位优势绘制宏伟发展蓝图
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以后，走怎样的工业发展之路，成为我们又一抉择的课题。当时东莞县成功地在香港引进800多家“三来一补”企业，为本地工业和农业发展积累了一些资金。有人提出走东莞的道路。经过班子讨论，认为要学“东莞”，但不能照搬“东莞”。东莞承接香港的“三来一补”企业，大多数是夕阳产业，科技含量不高，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
惠阳地区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技术上台阶、规模上台阶。我们提出了构建支柱性产业的思路，布局工业构架：一是发展以惠州城区为中心的电子、旅游为主的经济产业区，二是以大亚湾沿海为中心的重化工经济产业区。有了蓝图，没有人才，没有资金，怎么办？我们给足政策，以“引”为门，借船出海。我们把目光从香港放大到国际，瞄准世界级的大企业。为了开阔眼界、招商引资，我们鼓动县以上的班子主要成员到香港、欧美等地考察，积极引资。我们的策略是搞“一轮明月”辉映下的“满天星斗”——在大工业项目带动下的产业群。
在这段时间，由于我们做足准备，加上基础设施的改善、机关服务水平的提高，让前来考察的外商非常满意，认为我们的办事效率比其他地方要好。我们抓住了世界经济全球转移的最佳时机，很好把握了历史给予我们的机遇，相继有日本关西集团、香港金山集团、菲利浦等知名企业落户惠州。惠州的工业逐渐形成气候，电子工业初具规模。在工业项目上，我们不满足“满天星斗”，而是充分利用沿海可建深水港的地缘优势发展大工业。
我们以往总是向省里要项目，没有提出自己要干什么项目。后来工业发展蓝图制定了，我们加强领导，成立班子，收集信息，研究项目。1987年，任惠州市（县级）委书记的庄礼祥提出想搞一个年产60万吨炼油厂，并请茂名石化工程师黄成和做技术支持。而此时，我们得知壳牌要在中国建石化大项目，并且初定选址在东莞沙角。我在调至惠阳后的第二年即1982年春，省里就组织了一个海岸带自然资源考察活动，实际上是做一个如何发展海洋经济的研究课题。一批经济学等类专家和地方官员对大鹏湾、大亚湾、红海湾等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在这次考察活动中，我与专家交流，向专家学习，较为全面地了解了惠州的区位优势，清晰地认识到惠州极具发展大工业的潜力。当我知道壳牌项目的时候，心里明白要建那么大的石化项目，至少需要建10万吨级的码头和拥有数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没有深水港是不行的。然而珠江口只能建3万吨级的码头，更无法提供数平方公里的土地给石化使用，况且那里人口稠密，污染问题无法处理。我们看到了大亚湾有天然航道，并可建10万吨级深水良港，还能提供充足的工业用地的优势。因此我们赶紧成立专门班子，划拨50万元，对大亚湾的航道、水文、气象、地质和地面附着物等情况进行了科学而周密的勘察，形成了100多万字的项目资料，然后与中海石油壳牌接触，积极争取大项目落户惠州。1988年夏，中海油公司与壳牌专家到大亚湾实地考察，对我们提供的选址非常满意，现场当即拍板。1988年秋立项，国家计委很快就批准了。经过12年的风雨历程，这个项目终于在2000年10月28日落户惠州，奠定了惠州成为工业强市的基础，从而实现了我们当初“开发大亚湾，建设重化工业”基地的构想。现在看来，我们当初制定的以“一轮明月”为主，带动惠州工业发展的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现出其定位的准确，极其符合惠州的实际。
在惠州的工业发展上，我们只是打下了几根桩，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我们欣喜地看到，惠州历届领导班子，带领惠州人民奋发图强，不断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使惠州发展成为今天的“生态山水丽城、石化数码新城、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化新兴城市，成为珠江三角洲东部经济强市、广东省现代石化数码产业名城，我由衷地高兴。（记录整理/三君 白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