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观礼在鉴别文物
博罗黄观礼44年来专注于研究、发掘、弘扬家乡的历史文化，大胆提出：“博罗在古代可能是一个国家”
特别提示：
尽管可能就坐落在当年的缚娄古国的遗址上，可多少年来，博罗却极少听说有人对她的历史文化情有独钟。至于说到苦心孤诣，追根溯源，如数家珍，并立志让其薪火相传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而今年已经60岁的黄观礼，一个土生土长的博罗人，却凭着对家乡文化的挚爱和一股不屈不挠的韧劲，从16岁加入到博罗文化队伍行列的那一天起，44年来就像“钉子”般地钉在那里不挪窝。刻苦自学，苦心钻研，硬是从一位对文物考古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成长为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会员，人称博罗“文物专家”。
博罗博物馆镇馆之宝-----编钟
一个极有可能影响到博罗乃至整个岭南历史的大胆猜想
２０００年元月，由于广惠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勘测，考古人员在博罗县城东北约３公里处的罗阳镇浪头村横岭山，发掘出一片面积达8500多平方米，有332座墓葬的春秋时代遗址。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先秦时期的306座墓葬遗址，竟然都整齐划一、无一例外地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排列着……
面对着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考古专家们是各抒己见，争论不已。而时任博罗县文化局副局长黄观礼却提出了一个极有可能影响到博罗乃至整个岭南历史的大胆猜想，“博罗在古代可能是一个国家！”
黄观礼的依据是：“博罗在古代确实曾经有一个叫缚娄的小国，在８０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楚越地图）上有一段简短的文字记载：战国时期，博罗属缚娄国，这个小国管辖今惠州、博罗一带，在当时诸侯互相兼并的情况下，没多久就被消灭了。这个缚娄国的面积大约包括今天的海丰、龙川、河源、东莞在内。”
黄观礼为了证明“博罗曾是古国”一说，还提出三大推想：一是１９７３年在铁场苏屋岗出土的两件青铜编钟，以及１９８４年在公庄陂头神出土的七件青铜编钟，均属春秋时期的产物。正是这些青铜编钟的出土，使得黄观礼大胆地推测博罗曾经作为国家存在。因为编钟在古人的生活中与就与玉玺一样，是国家的象征物。
黄观礼的第二大推想便是这次发现的横岭墓葬群。黄认为这个墓葬群之大，又是如此整齐地排列、同一时期埋葬，加上发掘中除发现有矛、剑等兵器之外，均无多少陪葬物这几大特点来看，极有可能是战死士兵的埋葬地。由此推断，缚娄国存在的另一个特征——它拥有自己的军队。
黄观礼的第三个推想则建立在以上两大推想之上。“从已经发现青铜器时代的矛与剑、春秋时期的米字陶和夔文陶的大型窑址，再加上编钟和墓葬来看，能够解释博罗何以会有那么多的春秋遗址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它原来是一个国。”
黄观礼的大胆猜想得到某些专家的支持，如北京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馆馆长张忠培就认为，博罗罗阳春秋时期墓葬规模如此巨大，附近山坡也发现类似的墓葬，可以推测，缚娄国的国都离墓葬不远。
一次风餐露宿走遍全县500多个村庄的文物普查
黄观礼之所以敢在众多考古专家面前侃侃而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猜想，除了多年专注于博罗历史文化研究，有针对性地博览群书之外，还得得益于1983年那一次率队进行的全县文物普查。
据黄观礼说，1983年以前，博罗县的文物发掘保护工作还几近空白。除了1956年在汝湖角洞山曾发现一处明代青瓷瓦窑、60年在显岗白石坳曾发掘整理出一座唐代砖室墓外，最令人骄傲的就数1973年末，在铁场出土的两口战国时期的青铜编钟了！1949-1983年间，所定下来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仅仅是清代才修建的冲虚观、酥醪观、九天观等6处寺庙而已。
即便到了1983年，博罗县博物馆成立了，也仅仅停留在人员编制5个，办公地点20平方米（包括仓库）的水平上。文物工作面临着无经费、无资料、无场馆的困难局面。但是，新任博物馆长的王观礼并没有气馁，凭着多年来对家乡文化的挚爱，以及大批史料的分析研究，使他深信“博罗是一个文物大县”。而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尽快摸清“家底”，防止文物及史料的散失。
基于这一想法，黄观礼亲自率队，背着行囊，骑着单车，顶骄阳，冒风雨，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全县文物普查工作。用黄观礼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全县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村村寨寨都培养了我们的知音”！由于不怕艰苦，工作劲头足，效率高，文物普查队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走遍了全县22个乡镇，500多个村庄，行程达5000多华里。查明了不可移动的文物78处，公布了保宁桥(宋代)等博罗县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处。馆藏文物也从原来屈指可数的几件增加到800多件，其中在公庄征集到的7件青铜编钟尤其珍贵。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专门来到博罗，录制了一套编钟乐曲，向全世界广播……
正是这一次艰苦卓绝的文物普查，使黄观礼对全县亭台楼阁、寺庙宫观、山庄别墅、宝塔石刻、名人祠堂、墓葬庐舍、战场、革命纪念地等历史古迹，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认识。由他主编的近20万字的《博罗文物志》也顺理成章地得以编写完成。
可以说，这一次的文物普查，奠定了黄观礼在博罗的“文物专家”地位，这也是以后每一次该县发现文物古迹，都得请他到场的原因之一。
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对东江纵队“四巨头”的采访
上个世纪的东纵事迹展览-----罗浮烽火（中为曾生司令员）
早在1979年，黄观礼就跟同事们合作，编写了歌颂东江纵队华侨服务团的团员们，抛弃国外优裕的生活，不惜抛妻别子，回国参加抗战英雄事迹的六幕歌剧《血荐轩辕》。只是由于当时的县文工团解散，未曾公演。可是，从那时起，黄观礼对东江纵队全体将士，那种以慷慨悲壮的气节，英勇无畏的气概，谱写的那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英雄战歌，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作为一位极普通的县博物馆馆长，黄观礼却发现其实自己并不普通！因为当年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就设在博罗县的冲虚观！如何利用好这一点，既发掘、弘扬了东江纵队不畏强虏，英勇抗敌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又有助于博罗县文物事业的开展，就成了黄观礼反复思考的问题。
初生牛犊不怕虎！黄观礼没有顾及自己与赫赫有名，敌寇闻风丧胆的东江纵队诸位领导间地位的巨大反差，趁着1983年这些老领导刚刚出来工作之际，就带着一部最简单不过的120相机，一本笔记本，采访了当年东江纵队“四巨头”-----林平、曾生、王作尧、杨康华（附采访照片）。并向他们征得大量的文物，用于当时名为“罗浮烽火”的东江纵队事迹展览。
采访曾生
老同志对这位来自老区的“小牛犊”很感兴趣，对“罗浮烽火”的展览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除了献出大量的文物（譬如说缴获的武器，使用过的油灯等等，如今在东纵纪念馆展出），曾生同志还乐呵呵地为“罗浮烽火”题了词，并且兴高采烈地来到博罗参加开展仪式。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原东江纵队老领导，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杨德元，还应黄观礼的要求，多次拨款给博罗县，支持博罗县博物馆的建设……
事实证明，黄观礼1983年的这次采访，对于这以后博罗县博物馆的建设，东江纵队纪念馆的筹建，都有着巨大的意义。随着这些老同志的故去，他们留下的照片、史料、文物，都成了不可再生的资源。即使就是今天，当我们走进号称华南最大抗日纪念馆----东纵纪念馆的时候，无论是文物或者照片，都还依稀留下了22年前，这次采访的印记。
采访王作尧
采访杨康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