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族兴亡凭谁定

　　（三）宗族自治道德为纲

　　一个村族虽有好田好地好山好水，但是如果对地域治理不善，对村民管教不严，那末人们就会行为无规、为所欲为。一个经常处于混乱甚至暴戾状态的村族是不可能兴旺发达的。然而谁来实施治理和管教呢？我们前面提到，杨屋瑛地处边远，又常被大水阻隔，所以历代官衙差役都甚少涉足。在1949年以前，杨氏三村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自己管理自己。那末管治的“头”是谁？管治的“法理基础”是什么？

　　我们先看村前那排庄严肃穆的祠堂。祠堂是纪念和祭祀先贤的地方，是众人宴会及议事的场所，也是上辈教育、训勉后生的课堂。无论是杨氏宗祠还是各房祖祠，都凝聚着一种浓厚的传统道德氛围，承载着一种权威的宗法力量。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崇尚的仁爱思想和公平正义观念，在祠堂里时时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一进祠堂，在感到清风扑面的同时，心里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敬畏情绪。敬畏什么？敬畏祖先神明，敬畏文明道德，敬畏行为准则，敬畏所有的乡规民约。人存敬畏，就会规行矩步、弃恶扬善以及存忠思孝、助弱扶危。或有心无敬畏而为害作恶之徒，必会在祠堂受到惩处。历史上有个典型事例，我在《不分好歹何为地，错勘贤愚枉做天》一文中有具体描述，此处省略。

　　总之，祠堂是宗法管治力量的象征，是德、权、法、理的象征，是不容亵渎的维护公平正义的民间“公堂”。六百年来无论外界社会怎样兵荒马乱改朝换代，只要祠堂昂然挺立，村族居民照样平安度日，和睦相处。就算1943年天下大旱，杨屋瑛仍然五谷丰登，禽畜成群。

　　在1949年以前，村族中历代肩负管治责任的先贤，身上并无村长、族长之类的衔头，他们不是民选的，也不是官封的，更不是世袭的。他们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被群众公认的。他们首先具备了治家能力，家庭经济比较充裕。由于这些没有“职称”和“职务”的“领导人”在管理众人之事时是没有薪酬的，所以那些家穷底薄者是不可能受众人托付的。另外，这些人因公道诚实而有信誉，因读书识文而能力强，因有担当敢作为而孚众望。正因如此，杨屋瑛外能抵御强贼，内可理通人和。村民择贤能者而从之，“公器”唯有德者居之，这是杨氏三村兴盛六百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屋瑛的宗法力量和传统道德道从1950年开始遭受严重的破坏和颠覆，这破坏、颠覆的恶魔叫“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土地改革工作队，首先从宗祠着手颠覆。他们指挥村中的“贫农骨”（即贫雇农阶级中的“骨干分子”），把那些较为富裕的耕田人（即地主、富农阶级，其中有的曾是管治贤人）一批批、一次次地拖进祠堂进行打斗侮辱，拳打脚踢，棍棒交加，无所不用其极。接着他们又在祠堂里分地主富农的“浮财”，金银首饰、粮食衣被、房产家俬、耕牛农具……，什么都分。明明是掠劫别人的合法财产，却美其名曰“夺取胜利果实”。在两年土改期间，历来庄严神圣的厅堂被搅得腥风血雨，戾气充盈。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村的情况都是如此。

　　土改运动临结束，“贫农骨”又毁宗庙、拆祖祠，“彻底铲除封主义”（详情见《祠庙何罪惨遭拆毁》一文）。

　　土改队一进村就选择那些最贫穷、最低能、不识字的人做“依靠对象”，并委以农会主席、女联会主任、民兵队长甚至村长、乡长等权职。于是这些连几块田地都耕不好的“贫农”及其后代就成为农村基层的“人才基础”。

　　杨氏三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后果归结为如下三方面：

　　毁祠拆庙，破坏、颠覆中华传统文明和道德风尚，从此乡风日坠，道德逐渐沉沦。

　　打击贤能，压制人才，从此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经常地小人得志、奸佞抬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

　　划分阶级，挑起房族矛盾，破坏村民和睦团结。从此斗争不息，纷乱不已，祥和不再。

　　其实杨氏三村的所有男男女女都是孟德公的后代，都是兄弟姊妹，哪有阶级之分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六百多年来杨屋瑛能够挺立不败，除了人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土地广阔，资源丰富。而多种多样的生活资源――尤其是水资源――都依附着土地。

　　六、村族灭亡或毁散的危险摆在眼前

　　我们已经明白，杨屋瑛的历代祖先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依托着潼湖优秀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活资源，为自已、为子孙后代创造了立足千年的坚实基础。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时，生态和资源开始遭受破坏。

　　1958年在“全民大炼钢铁”的疯狂号召下，两天之内村东一座长满百年古松的“风水岭”被砍个精光（详见《笑说那段人生•麻子引护钟》）。

　　1966年军队为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投入几个团的兵力围垦潼湖，圈占了杨氏三村万多亩田地湖塘，大大缩小了农民的生存空间和占据了半数自然资源。从此几千年来的潼湖生态极大改变，龙舟竞渡彻底消失，渔业和禽畜业逐渐凋零。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先是“破坏性的建设”不停地进行，接着大规模炒卖土地的歪风越吹越烈。

　　这些不肖子孙首先破坏水资源。他们为了彰显“政绩”，不顾群众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先后“引进”几间电镀厂。稍微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电镀厂在别处是不准落户的，因为它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渣含有剧毒，这种废水废渣不但污染表面的地层和河流，而且会渗入泥土使地下泉水染毒。十多年来附近河塘鱼虾死尽，电镀厂的毒染是直接原因，而村民们连井水都不敢饮用是何原因，还是请当时积极办厂的“先进分子”来回答吧。

　　接着他们不停地污染空气。他们把卖剩、分剩的部分土地逐年逐月出租给外地人和本地人大办砖厂。1998年重阳节我登上松岭向四周眺望，只见百米高的烟窗密密麻麻，在肉眼所及的范围内一数，竟有42根！这些烟管日夜不停地冒升一氧化碳，把整个天空污尽染透。在地上，无数运煤、运泥、运砖的卡川流不息，扬起的灰尘和喷出的废气遮天闭日。试问这天上地下都没有一啖干净空气可吸，居民的健康没有保障，还能够长期生活下去吗？

　　至于炒卖地皮他们做得更绝，连历代先人墓葬的岭岗都不放过。苍天呀，祖先的灵魂呀，“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你们对后世这种行为有感觉吗！

　　如今的家乡，浩瀚的湖水干涸了，无边的稻田毁坏了，连天的碧草消失了，连那人人有分的清风明月也被搅得浑浊模糊、满目灰暗了。余下那点残田剩水早已满目疮夷，秀气全无了。而原先威昂洁净、屋舍俨然的村庄则变得面目全非，只见垃圾遍地、巷藏污垢、沟渠溢臭、杂草蓬蓬……，总之让人不忍重临。

　　空气、水份和土地是上天赐予、祖先遗传的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资源、三大要素，当这三大资源和要素被全部污染和毒化时，人类自身向何处去呢？中国有一首著名歌曲叫《在希望的田野上》，但是当一个地方连田野都丧失殆尽时，这个地方还有希望么？

　　请大家一起唱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吧――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梁，

　　十里（哟）荷塘，十里果香。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

　　为她富裕为她兴旺。

　　……

　　乡亲们，唱完歌曲再回忆、对比一下家乡的从前过去和现在吧，再想一想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吧。

　　希望在哪里？还有更可悲的事情：精神污染与物质污染同步“发展”。

　　从前杨屋瑛人以力大勤劳闻名四方。但从上世九十年代开始人们放弃农业耕作和禽畜养殖，甚至连菜也不种鱼也不养了。一个鱼米之乡的农民竟靠着那点地皮钱和房租款吃起商品粮和商品菜来了。这本来是一种极为恶劣的惰变，可是“党的喉舌”却赞之为“洗脚上田”，这是什么世道呢。

　　家乡的农民全都洗脚上田了，干什么好呢？

　　进“老板厂”打工？不，工资低、纪律严，加班加点太辛苦。

　　开间店铺卖东西？不，你也开，他也开，卖来卖去一样货色，没生意。

　　要不就开摩托载人赚点钱？不行，人多车多泥尘蒙眼危险得很，去年一次摩托出事就死伤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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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无事可做就游手好闲。为了打发时光，许多人沉迷赌搏，许多人酗酒嫖娼……。不少人闲极无聊就就聚众胡诌，挑惹是非，搅事为乐。六百多年来养成的纯扑乡风和勤俭民俗已荡然无存。

　　也许有人说，现在杨氏三村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许多人有楼房有汽车了，怎能说他们没前途没希望呢。

　　然而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是一种泡沫式的提高。这种“提高”以丧失山河土地为代价，用透支几十代子孙的生活资源来垫底，多么愚昧、短视和自私啊。

　　一棵原本根深叶茂的大树，当它植根的土壤被掏空时，离它轰然枯倒的日期已经不远了。

　　挽救的办法是有的：尽快给树木培土！

　　2008－9－18（起稿于夏威夷，完稿于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