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市学者邹永祥、吴定贤先生于1985年撰写的《惠州文物志》记述，1975年6月，市（今惠城区）文化局在江北邹屋山（原市农药厂附近）发现了一座唐代砖室墓，出土了七个基本完好的陶俑和一个四耳青釉罐，经专家鉴定，属晚唐制品，但不知墓主何人。在七个陶俑中，有五个十二生肖俑，二个武士俑。武士俑通高28厘米，一瘦一胖，瘦者面目俊秀，目光严峻，仪态肃穆，二手持剑拄地，双脚叉开；胖者丰额大鼻，双目微垂，表情虔诚，两手相叠拱于腹前。由于我省历史上被岭海所隔，出土的唐代陶俑不多，故我市出土的这二个武士俑堪称“省宝”。对于同時出土的四耳青釉罐高15．5厘米，口径12．5厘米，底径13厘米，通体施满青釉。据专家考证，唐代广东烧制此类陶罐大多施半截釉，出土時釉层普遍脱落，而邹屋山出土的这个四耳青釉罐通体施釉，釉层保持完好，亦实属少见。
入宋前，古惠州一定情度上还存在“俚獠混杂，声教不入”状况。据《东都事略．太宗本纪》记述，宋太宗开宝二年闰九月下诏曰：“岭南之俗，民嫁娶丧葬衣服制度，委所在长吏渐加戒厉，俾遵条式；其杀人祭鬼，病不求医，僧置妻孥，宜导化，使之悛革。”从此以后，岭南及惠州地区才“民物岁滋，声教日洽”；入明后“衣冠礼乐，无异中州”。但据《惠州文物志》记述，这座入宋前的唐墓，形制和陪葬品类以中原墓葬风格，不象古惠州风俗。特别是从出土的武士俑堪称“省宝”和四耳青釉罐“实属少见”来看，邹屋山唐墓主人身份应不是一般当地人，极可能是唐代贬居惠州、并在惠州病逝的朝廷大吏。据史书记载，唐代朝廷曾先后将宰相张锡、杜元颖、牛僧孺及郭子仪女婿赵纵、义武军节度使浑镐、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少府崔元受、中书舍人崔沆等贬来惠州，其中杜元颖、浑镐、崔元受、郑亚在惠州病逝。
杜元颖，京兆人，唐太宗贤相杜如晦裔孙，长庆元年以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长庆三年充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因以相位出镇蜀州，文雅自高，不懂军事，重储蓄而不会开拓财源，专靠削减士卒衣粮，致使戍边士卒越境南诏抢掠自给，诱发南诏蛮兵大举入侵，连陷雟、戎两州。杜元颖率师与蛮兵大战于邛州南郊，结果大败而归，监军张士谦极言杜元颖之咎。加上蛮将嗟颠又上书唐文宗告了杜元颖一状，结果杜元颖被唐文宗贬为循州司马。杜元颖贬居惠州约三年，最后病逝惠州。他临终前上书朝廷“乞赠官”，卒后赠湖州刺史。尽管史书没有提及杜元颖卒后归葬之事，但赠官和归葬是联系在一起的，赠官目的是为了归葬和勒碑旌表。既然杜元颖卒后赠湖州刺史，归葬是理顺成章之事，故不可能葬在惠州。
浑镐，甘肃兰州人，唐德宗中书令副元帅浑瑊的儿子，唐宪宗元和初为工部尚书，后充义武军节度使。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成德藩镇王承宗谋乱，浑镐率师与王承宗大战于恒州，结果因轻敌大败而归，加上有扣克军粮行为，逐被贬为循州司马。他贬居惠州一年多后病逝惠州，临终前上书“乞赠官、乞归葬”，卒后赠工部尚书。当時贬居连州的刘禹锡听到浑镐归葬消息后，曾写了一首题为《伤循州浑尚书》诗，诗曰：“贵人沦落路人哀，碧海连翩丹旐回；遥想长安此時节，朱门深巷百花开。”诗中“碧海连翩丹旐回”一句，说明浑镐卒后归葬长安，并且归葬仪式相当隆重。
崔元受，河北博陵人，唐宪宗元和年间督办河北行营粮草，因受河北行营粮草料使于皋謩犯罪拖累，被贬为惠州博罗尉。据《新唐书．崔元略传》记述（崔元受事跡附本传）：“于皋謩为河北行营粮草料使，元受从之，督供饋；皋謩得罪，元受逐死岭表。”但在《刘禹锡全集》中，载有刘禹锡一首题为《崔元受少府自贬所还遗山姜花以诗荅之》五言诗，共二十句，前四句曰：“故人博罗尉，遗我山姜花；采自碧海上，来自谪仙家。”从标题及这几句诗说明，崔元受是活着返回京师，并送了一些博罗特产“山姜花”给其老友刘禹锡，说崔元受“逐死岭表”是《新唐书》之误。
郑亚，河南荥阳人，唐武宗会昌年间为给事中。時李德裕与牛僧孺在朝中各自结为朋党，互相排斥，郑亚是李党中人。会昌六年唐武宗崩，唐宣宗立，因宣宗素恶李德裕，登位之日即罢李德裕相，外放荆南节度使，第二年郑亚亦被外放桂管防御观察使。大中元年（公元848年）九月，原江都令吴湘的哥哥吴汝纳入朝讼其弟罪不该死，说会昌五年李绅和李德裕相表里，欺罔武宗，枉杀其弟。唐宣宗闻讼，敕御史台复查此案，结果一如吴汝纳所言，逐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越年二月，郑亚也因坐任职刑部時不能白吴湘之冤而被贬为循州刺史；九月，再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郑亚贬居惠州约三年，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在惠州病逝。经查阅史书及有关历史资料，没有发现郑亚卒后赠官和归葬的记载。
以上四位被朝廷贬来惠州的官员，除崔元受“逐死岭表”是《新唐书》之误外，杜元颖和浑镐卒后己获赠官和归葬，仅剩郑亚没有赠官和归葬的记载。因此，惠州江北邹屋山唐墓的主人极可能是郑亚。加上郑亚病逝之年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与专家鉴定的出土陶俑和四耳青釉罐属晚唐制品相符。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两种理由支持这一观点：
一是朝廷贬官客死异乡，归葬要得到朝廷批准。如郑亚病逝惠州不久，故相李德裕也病逝崖州贬所，不能归葬，其在东都洛阳的家人听到噩耗后只能“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時南望李崖州。”后来这“八百孤寒”日夜奔走京师权贵门下，感动了权相令狐绹，遂以“托梦”的形式上奏唐文宗，请求唐文宗同意李德裕归葬。据宋朝钱易撰写的《南部新书》记述：“咸通中，令狐绹尝梦李德裕诉云：
‘吾获罪先朝，过亦非大，已得请于帝矣。子方为衡柄，诚为吾请，俾穷荒孤骨，得归葬洛阳，斯无恨矣！’他日令狐绹率同列上奏，懿皇允纳，卒获归葬。”直到入宋之初，贬官客死异乡归葬需朝廷批准的禁令才得以废除。据南宋王栐撰写的《燕翼诒谋录》卷五记述：“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真宗诏命官迁谪岭南亡殁者，并许归葬，官给缗钱；如亲属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
二是郑亚病逝惠州時，朝中相继由白敏中、令狐绹秉政，他们正在大肆压制、贬斥李党中人，郑亚卒后不可能获准归葬。郑亚早在任桂管防御观察使時，就预感自已会客死异乡，并提前进行“托孤”。据宋初孙光宪撰写的《北梦琐言》记述，時桂州监军西门思恭应召回京，郑亚餞送于北郊，自以衰年，以其唯一的儿子郑畋（小字桂儿）托咐西门思恭曰：“他日愿以桂儿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怀也。”言讫，泫然泪下。郑亚的儿子郑畋早年举进士，也因受党争及其父拖累长期受到压制，不予授官。据《旧唐书．郑畋传》记述：“白敏中、令狐绹相继秉政十余年，素与德裕相恶，凡德裕亲旧多废斥之，畋久不偕于士伍。”为此，郑亚病逝后郑畋无权无势，独力难支，不象李德裕那样卒后有“八百孤寒”奔走京师权贵门下乞求归葬，唯有将其父亲就地安葬惠州。
另外在《惠州文物志》记述中，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墓碑、骸骨和贵重物品，这样又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就是郑亚的骸骨早年被他的后人迁走。据《旧唐书．郑畋传》记述，郑亚的儿子郑畋自白敏中、令狐绹相继去位后官运亨通，从梧州剌史累迁至吏部尚书，成为唐僖宗的宠臣，以司徒太子太保致仕，卒后赠太傅、赐葬。郑畋的儿子郑凝绩也官至陇州太守，累迁至刑部、户部侍郎。郑亚有这样显赫的子孙，是不会一个人孤零零地永远躺在惠州邹屋山黄土下的，或许早在郑畋任梧州剌史時，就以其仕途和地利之便将他父亲骸骨北迁，魂归故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