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客家文化与地域文化认同问题

      近日，惠州《西子湖畔．家乡风情》出现了“客家文化”和“惠州文化”的激烈争论。对于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客家文化”与“惠州文化”的“正统”之争，实际上是客家文化对地域文化是否认同问题。“惠州”是一个地域名称，“客家”是生活在惠州的一个群体。“惠州文化”包含着惠州古今地域上的儒家文化、宗教文化、风俗文化、西湖文化、罗浮山文化、东坡文化、客家文化等。“客家文化”是惠州地域文化一部份，亦可以说重要的一部份，但他必须认同地域文化，象地域文化必须认同国家文化一样，这是无可置疑的。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然后在“惠州地域文化”框架内，对客家文化进行宣传、挖掘和发扬光大，达到进一步充实地域文化内涵目的，这才是正道。而不是“反客为主”，或把“客家文化”从地域文化框架内剥离出来，制造地域文化二元对立。对于地域文化二元对立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历史教训是值得借鉴的。

     入清以后，随着粤东北山区客家人口的迅速增长，出现了资源严重短缺。为了拓展生存空间，惠、嘉、潮各属的客家人大量南下广东中西部地区。由于客家人在长期逆境中生存，体内沉伏着一种能动因子（这种因子朝正面发展，能为当地作出贡献；朝负面发展，容易挑起事端），加上土客之间的文化差异，导致了地域文化二元对立，最终诱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土客大械斗。据《赤溪县志》卷八记载：“五岭以南民风强悍，械斗之事时有闻焉……但未有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如清咸、同间新宁、开平、恩平、鹤山、高明等县的土民和客民械斗受祸之惨也！”械斗结果是两败具伤，客人为甚。当时很多客家人家园被焚，亡命海外，遗下的子孙成为海外“客家军团”。清末民初广东西部的开平、恩平当地人喜欢建碉楼，也是那段可悲历史留下的心理痕迹。

    在惠州，情况却好得多。惠州是最早包涵、认同广东客家人的州府之一。早在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在惠州平定浰头山贼后，受士民之托，奏请朝廷设立和平县，将客家人编入户籍实行管理（在此之前，客家人是无户籍“编氓”）；万历年间，惠州举人叶春及（惠城区人）为永安县（今紫金县）修志，亲自为客家人正名（原客家人的“客”字有狗爪边旁，叶春及修志时把边旁去掉，用客人的“客”字入志）；惠州府也积极向朝廷争取客家人的科举名额（在此之前客家没有科举资格），使客家举子享受当地人的科举待遇等。入清后，嘉庆年间博罗与东莞一些乡村之间的土人和客人发生械斗，经两县官府共同弹压、以及两地乡绅调解得以平息后，惠州和平县进士、掌教惠州丰湖书院的客家人徐旭曾，特撰《丰湖杂记》一文，以客家人的敏锐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从社会矛盾中把握了客家民系和文化寻求生存空间的契机，为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了历史性的诠释，稳住了当时在惠州最高学府求学的当地人和客家人知识份子。加上惠州本土文化有巨大的包涵性和兼容性，化解了土、客文化之间的矛盾，所以终清一代，再也没有发生类似清嘉庆年间博罗与东莞之间的土客大械斗。

    尽管入清后惠州本土文化受到东面的潮汕文化、南面的西方文化、西面的广府文化和北面的客家文化四面进攻，但他始终顽强地支撑着，并以博大的胸怀包涵和兼容各种外来文化，使其成为地域文化的一部份；本地方言也顶住各种外地方言侵蚀，一支独秀，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成为方言学者难解之谜；惠州本地人和客家人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建立了和谐的关系，结社唱和，为惠州文化建设增砖添瓦等，这都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惠州文化”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冠名不冠名问题，而是认同不认同问题。我之所以撰写了《关于‘惠州文化’冠名问题》一文，目的是留下一些空间供大家讨论。但出现如此激烈的争论，甚至出现对骂，是本人所不愿看到的，我想诸位大老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