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方言可能是缚娄古国“国语”

    先秦岭南俚獠混杂，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后汉书．南蛮传》）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和推进民族文化融合，秦始皇曾将中原人民迁来岭南，与土著人杂居。据唐代循州进士韦昌明为龙川越王井作记时曰：“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与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也就是说，秦始皇时迁来岭南的中县人大多居住在桂林、象郡及南海郡西部，到南海郡东部东江流域很少，龙川县治仅有四家，其它地方更是凤毛麟角。秦末汉初，赵佗又在岭南称王，“绝新道以待诸侯变”，闭关锁国近百年，故秦汉时外地语言对岭南影响很微。如唐．杜佑在《通典．州郡．风俗》中曰：“尉佗於汉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俚人呼其所尊为‘倒老’。”杜佑这里所说的“倒老”，就是现代粤语所说的“大老”。也就是说，粤语呼其所尊者为“大老” ，自西汉至今，二千多年不变。

        对于秦汉时期惠州古方言的音韵特点如何？因年代久远和缺乏文字记录，己无可考。但入唐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中书舍人崔沆因其从妹夫告发郭淑妃弟阴事，被拖累贬为循州司马来到惠州后，因不懂惠州土话，“时循人稀可与言者”，无法与本地人沟通，整天闷在贬所。入宋后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贬来惠州，也深受语言障碍之苦。跟随他来惠州的儿子苏过为此写了二首反映听不懂惠州方言的诗，其中有几句曰：“茅茨谁氏居，鸡鸣隔林丘；…但苦鴃舌谈，尔汝不相酬。”；“未著绝交书，已叹交游绝；门前空罗雀，巷语纷鴃舌。”也就是说苏轼父子来到惠州，尽管左邻右舍“巷语纷鴃舌”，非常热闹，但苏轼父子因不懂“南蛮鴃舌”的惠州方言，无法与惠州父老“相酬”交往，自家门前空可罗雀。从以上事例说明，早在客家语系形成之前，惠州已通行一种独特的，难听、难懂、又难学的本地方言。

        入清后，身为客家人的和平县进士徐旭曾，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主讲惠州丰湖书院，在论述客家方言与惠州方言的差别时曰：“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风俗语言，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土与客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千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徐旭曾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论述客家问题的学者，他早在190多年前已把客家方言和惠州方言分开，不能等同而论。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都认为，历史上北方汉族在不同时期南迁广东的不同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由此产生了三大语系。而惠州地区及东江流域被简单地归属客家民系和客家语系，违背了徐旭曾原意，否认了历史上的土客关系，这是很值得商榷的。惠州方言大体只集中在东江流域的归善、博罗、河源、龙川四县城区及其附近农村通行，著名语言学家、南开大学刘叔新教授称其为“惠河语系”（即以惠州、河源为中心一种语系）。除此之外，在也没有其它通行惠州方言的民系。而东江流域这四个县，恰恰是缚娄古国的所在地，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

       近年来，有一些研究广东语言的学者，在考证客家语系和潮汕语系的来龙去脉时，条理清昕；而论及广州语系和惠州语系的来龙去脉时，却观点含糊，难圆其说。就历史地理学的观点而言，既然广东在先秦时期的北江流域和东江流域分别有阳禺、缚娄两个古国（据上海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记载，“缚娄”在今博罗县北面，“阳禺”在今阳山县东南），就应该有两个古民系，两种古语系。说明白一点，我们有理由认为惠州方言是缚娄古国的“国语”，广州方言是阳禺古国的“国语”，广州话和惠州话才是广东语言的正宗。这是研究广东语言学者所忽略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