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朋友送了一本由惠州大学成晓军等14名教授、专家，花了3年时间写成的《近现代东江社会变迁研究——以惠州为中心》一书，全书共337页，但读了不到100页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原因是讹错的地方十分多，象去年市旅游局请专家写的那部《人文惠州》一样。粗粗地算一下，这部书前面不到100页，讹错的地方就有30多处，有些属硬伤，还不包括很多存疑的观点和立论。现将讹错之处贴上，加上本人按语，兼与有关专家教授商榷。
1．第1页6-7行：“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建制循州以后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东江专员公署所辖区域，大体上包括现今惠州河源汕尾、东莞、增城及深圳之宝安和梅县之兴宁等市。”
谨按：自建循州以来至共和国成立前，东莞、增城、深圳、宝安从不属惠州所辖；梅州、兴宁自雍正十一年也归属嘉应州而不属惠州。
2．第2页8-10行：“秦王赢政自立为始皇帝……五岭以南的‘百越’族乘机侵犯中原。”
谨按：在秦朝，五岭以南的“百越”族从未侵犯过中原。
3．第2页12-13行：秦时“南海郡辖傅（博）罗、中宿等县，不久又分傅罗东乡为龙川县。”
谨按：秦平岭南后，南海郡置番禺、龙川两县，没有置傅罗、中宿等县，更没有“分傅罗东乡为龙川县”之事。
4．笫2页倒数5-6行：秦时“南海郡辖番禺、四会、龙川、中宿、傅（博）罗等县。”
谨按：秦平岭南后，南海郡仅置番禺、龙川2县，不是5县。四会、中宿、傅罗县是西汉元鼎六年所置。
5．第3页倒数5-6行：“南越宰相吕嘉杀其王及王太后宣布独立”。
谨按：南越宰相吕嘉杀南越王赵兴及王太后，是因政治分歧引发的宫廷政变，而非“宣布独立”。
6．第3页倒数1-2行：“新置南海郡……管辖龙川、傅罗、番禺、四会、揭阳等县。”
谨按：其时南海郡设置6县，上文缺中宿县。
7．第5页7-8行：“东汉南海郡在原有番禺、中宿、四会、傅罗、龙川、揭阳诸县基础上，又增加了增城县。这七县中除番禺、中宿、四会三县外，其它四县均系粤东所属区域，也就是后来始置‘循州’的最基本区域。”
谨按：在东汉南海郡设置7县中，仅龙川、博罗二县才是“后来始置‘循州’的最基本区域”，而揭阳属潮州，增城属广州。
8．第6页1-3行：“在南北朝存在的100多年历史中……曾一度将南海郡、东官郡改名为梁化郡。”
谨按：在南北朝存在的100多年历史中，没有“一度将南海郡、东官郡改名为梁化郡”之事。梁化郡是梁朝分南海郡所置，东官郡与梁化郡并存至隋初。
9．笫6页倒数1-3行：“如吴国时，由于盐业发展就曾‘置司盐都尉于东莞郡’，专门管理盐的开发与销售。”
谨按：东莞郡的设置，是吴国后300年之事，故吴国时不可能有“置司盐都尉于东莞郡”之事。
10．第7页6-8行：“杨坚于公元580年摄政……590年即遣裴矩巡岭南……”
谨按：隋文帝派出巡抚岭南的大臣是上柱国、襄阳郡公韦洸和上开府、东莱郡公王景，而不是裴矩。裴矩曾跟随隋炀帝下江南，而不是“巡岭南”。
11．第7页倒数10行：“隋皇朝地方官制初设州、郡、县三级……。”
谨：隋皇朝在岭南初设总管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而非“州、郡、县”三级行政机构。
12．第7页倒数1行：“循州刺史柳旦是解县人。”
谨按：柳旦时为“龙川郡太守”，而非“循州刺史”。
13．第10页6-8行：“如张锡牛僧孺李商隐等……先后贬居惠州，对于促进中原文化与东江客家文化的文流融合起了重要作用。”
谨按：李商隐没有贬居惠州。当时惠州“客家文化”尚未形成，不可能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
14．第10页倒数9-10行：“五代十国在其存在50多年间……仍设州、县两级地方行政机构”。
谨按：南汉时岭南置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而非“仍设州、县两级地方行政机构”。如广州有“兴王府”、兴宁有“齐昌府”等。
15．第11页1-2行：“宋中央朝廷置广南东路，祯州沿其旧名不变，下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雷江、长乐、兴宁、龙川八县。”
谨按：宋初祯州（治归善）仅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四县，循州（治龙川）领龙川、齐昌两县，无雷江、长乐、兴宁三县。
16．第11页3-5行：“为避太子赵祯讳，将祯州改称惠州……另置循州，下辖龙川兴宁长禾雷江四县。”
谨按：南汉时置祯州于归善，移循州于龙川，而不是北宋“避太子赵祯讳”改祯州为惠州后，才置循州。时循州仅辖龙川、齐昌两县，无兴宁、长禾、雷江三县。
17．笫12页倒数6-7行：“当时颇有名气的专用于铸钱币的阜民钱监和三丰钱场，生意兴隆。”
谨按：北宋惠州铸钱的只有阜民钱监，无三丰钱场。“三丰钱场”应是“三丰铁场”之误。
18．笫13页7行：“此外，还有归善的张留书院……。”
谨按：张留书院在罗浮山，不在归善。
19．第18页1-3行：洪武二年“惠州府下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长宁、兴宁七县。”
谨按：洪武2年惠州府辖7县中，有长乐县而无长宁县。
20．第18页4-5行：正德十四年“惠州府下辖之县仍为七个县，但将长宁改为长乐……”。
谨按：正德14年没有“将长宁改为长乐”之事。长乐县在北宋熙宁五年（1072）置，长宁在此之后隆庆元年（1567）所置。
21．第18页8行：“在1519年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长宁、兴宁的基础上增加了和平、永安（紫金、）长宁三县。”
谨按：1519年（正德14年）仅增加和平一县，至隆庆元年（1567）才置永安（紫金）、长宁两县。
22．第19页倒数7-8行：“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曾驻兵惠州或在惠州外围指挥作战。”
谨按：戚继光从未驻兵惠州或在惠州外围指挥作战。
23．第19页倒数1-6行：“明代设置的专管军事的卫，一般设在省城，但根据当时的特殊情况，广东的卫不设在广州而设在惠州，称之惠州卫……。”
谨按：明代军事机构，设都司、卫、所三级。广东都司共辖全省15个卫，其中广州设4个卫，惠州、碣石、潮州、肇庆、廉州、南海、清远、雷州、广海、神电、海南各设1个卫，故根本不存在“广东的卫不设在广州而设在惠州”的事。
24．第22页4-7行：雍正九年“正式下命重新确认惠州府的建制……长宁被陆丰所替代。”
谨按：雍正九年根本没有“下命重新确认惠州府的建制”之事，也没有“长宁被陆丰所替代”之事。陆丰是析海丰坊廓、石帆、吉康三都所置。
25．笫35页倒数4-9行：“1949年10月……历史下行了一千余年，循州或惠州原来所辖区区建制……最终又基本回复原有辖区建制”。谨按：1949年10月东江专员公署辖惠阳、博罗、东莞、宝安、增城、龙门、紫金、连平、和平、河源、龙川、海丰、陆丰共辖十二县，是入隋以来惠州历史上辖县最多时期。其中东莞、宝安、增城三县清以前属广州，根本没有“最终又基本回复原有辖区建制”之事。
26．第38页10-11行：“晋代东官郡六个县即博罗、龙川、兴宁、海丰、欣乐……。”
谨按：晋立东官郡所辖六县为宝安、安怀、兴宁、海丰、海安、欣乐六县，文中所列龙川、博罗两县时属南海郡。
27．第39页13-14行：“高骈曾建议朝廷派8000马至循州、潮州一带设防，堵截起义军退路，从而不少中原人落籍于东江各地。”
谨按：高骈要求朝廷派8000兵马在潮循设防建议，已被朝廷否决，故不存在“朝廷派8000兵马至循州、潮州一带设防，堵截起义军”和“不少中原人落籍于东江各地”的事。
28．第40页1-2行：“北宋‘元祐党案’发生，不少官僚士大夫被贬流放，其中苏轼、唐庚、陈次升、苏辙、陈知柔、吴潜等人先后谪居惠州……。”
谨按：因北宋“元祐党案”被贬惠州只有苏轼和贬循州的苏辙，余则唐庚、陈次升、陈知柔、吴潜等被贬，均与“元祐党案”无关。
29．第43页1-3行：“在清代初期……惠州府只有52776人，归善县只有4949人……。”
谨按：这是误解《惠州府志》的“丁口”涵义。清初进行人口调查，主要目的在于征收赋税，故《惠州府志》只有“人丁”和“丁口”统计数，而无“人口”统计数。“人丁”是指十六至六十岁的成年男子，“丁口”指成年男女，老人和小孩是不在统计范围内的。对于统计清初的总人口，国内学者倾向于“以丁折口”，将清初丁口数与人口数比例定为1∶2-3不等。如按1：2．5比例“以丁折口”，清初惠州府丁口52776，折人口是13．2万人。
30．第52页7-8行：“清代东江‘土客械斗’事件发生后，又有一批客家人逃往海外。”
谨按：在惠州和东江流域，这个观点毫无根据。
31．第58页8-9行：“万历二十年以前，因战乱，惠州一带居民很少……。”
谨按：此说亦毫无根据。终明一代，惠州人口最多是嘉靖元年，有123227人；其次是万历十年，有116842人。这些都是明万历二十年前的人口数，比入清后顺治十四年的123574人、康熙十一年的139183人相差无几。
32．第75页9-11行：“到唐代……岭南各州出现了许多乡村集市，并开始使用金属货币……。”
谨按：据《博罗县文物志》载，1987年12月在博罗北郊浪头村出土了一瓮古钱，共重68公斤，经鉴定多为汉代五铢钱。据此说明，早在汉代惠州已开始使用金属货币，而不是到唐代才开始使用金属货币。
33．第75页倒数4-5行：“到明代，惠州已出现砖瓦生产工场……。”
谨按：唐元和三年十月，李翱摄循州期间“咨访得失，教民陶瓦易薄屋，以绝火患。”说明早在唐代惠州已出现砖瓦生产工场，用于建造砖瓦房。
34．第76页9-11行：“据有关史书记载，归善县在明嘉靖二十五年建浮桥两座，造船94只。这就说明，惠州河运业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谨按：实际上嘉靖二十五年只建浮桥一座，桥址在府城北一里接官亭下（今惠州大桥附近），旋废。所谓“造船94只”，是用於浮桥，与“惠州河运业步入了一个新阶段”无关。
35．第78页12-13行：“清嘉庆年间开始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
谨按：清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是在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二年之间，说嘉庆年间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于史无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