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平定南越宰相吕嘉谋反后，在南海郡置傅罗县。此后700多年来，除《宋书．州郡志》说博罗两汉时称“傅罗”，两晋后始称“博罗”外，不见史学家对“博罗”一名作具体解释。入唐后，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博罗县时才曰：“有罗浮山自会稽浮往博罗山，故置博罗县。”考罗浮山“浮来”之说，雏形出自《史记，封禅书》，说勃海有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輙引去，终莫能至。”这段论述没有说山从何处“浮来”，“博”在何处；至南北朝，刘宋谢灵运在《罗浮山赋》中曰：“洞经所载罗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连罗浮……。”“茅山”即会稽，谢灵运首先将会稽和罗浮山连在一起；入唐后又演变成“有罗浮山自会稽浮往博罗山，故置博罗县”，并将博罗的“博”字作动词解。入清后，著名学者屈大均更进一步说：“秦置博罗县……秦始皇尝使人入海求三神山，未能至。以其一峰澌来，傅于罗山，因以博罗名之。”屈大均一时失考，不知博罗县是汉朝所置，故此论也只能当作一种神话。正如曾焕章、张友仁先生在《博罗县志》附录中所曰：“读《罗浮志》者，见满纸神仙之说，令人飘飘欲仙，实皆道士之谎言也！”
根据史书记载和近年考古发现，西汉以博罗名县，应与先秦以前东江流域存在的缚娄古国有关。
晋．王嘉《拾遗记》中曰：“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异形改服…缀金玉毛羽为衣裳。…口中生人，备百乐之戏，宛转屈曲于指掌间。乐府皆传此伎，至末代犹学焉。得粗忘精，代代不绝，故俗谓之婆猴伎；则扶娄之音，讹替之今。”《吕氏春秋．恃君览》中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
以上二则记述，《拾遗记》称“扶娄”，《呂氏春秋》称“缚娄”，应为同一个地方小国（第一字发音一样，只有声调差别）。据上海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记载，“缚娄”在今博罗县北面，“阳禺”在今阳山县东南。也就是说，岭南及惠州先民早在周朝时期，就开始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岭南及惠州地区的原始魔术杂耍“婆猴伎”传入中原后，“得粗忘精，代代相传”，发展到汉朝成为乐府的一个戏种。
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王利器先生在《吕氏春秋注疏》中论及“缚娄”时曰：“余以为当即晋王嘉《拾遗记》之扶娄……。缚娄之为扶娄，亦即王嘉之讹替也。”又曰：“《汉书．地理志》南海郡有博罗，当即扶娄；扶、博、娄、罗，并一声之转也。”王利器先生此论进一步说明，周朝的扶娄、战国的缚娄、以及两汉的傅罗、三国的博罗，是同一个地方，是“博罗”一名的历史沿袭。古越无使用文字记载，信息传递主要靠地方语言，而岭南及惠州古方言被称为“鸲鹆”方言（即八哥鸟的声音）；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但重译后用文字表达，就会出现文字差异，如：缚娄的“缚”字与傅罗的“傅”字，文字虽有差异，但普通话的读音一样；同样地缚娄的“缚”字和博罗的“博”字，文字也有差异，而惠州话的读音也是一样，这就是晋．王嘉所说的“讹替”，以及王利器先生所说的“一声之转”。
根据以上史书记载和专家论述，有理由认为晋．王嘉所说的“婆猴伎”，就是“罗浮伎”；“婆猴”是“罗浮”的转音。据《太平广记．轩辕先生》一文记载，唐朝会昌年间，隐居罗浮山白云洞的道士轩辕集（一说是惠州人），就会耍婆猴伎。如：他有分身术，一日可赴百家之宴；与人饮酒，从袖中拿出洒壶，即使高朋满座，倾之弥日不竭；病者求医，用布拭之应手而愈；在京归罗浮途中，取出随身小布袋，探取袋中铜钱施贫者，一路行一路施，约数十万而不竭，时人惊之，称他为“轩辕先生”。
在《史记．南海尉佗列传》中，说到秦置龙川县时有二则注解，其中一则是唐．颜师古引用南北朝刘宋裴骃《广州记》云：“（龙川）本博罗县东乡，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东泉，因以为号。”也就是说，龙川县原是缚娄国的东乡（裴駰是南北朝的著名历史学家，他所说的“博罗”应作“缚娄”解，而“县”字疑为后人所加）。如按这样推测，缚娄古国的管治范围应是西起博罗县，东至龙川县的东江流域两岸以及两岸延伸的一些地方，这与分别在博罗横岭山、龙川登云镇及东江流域的考古发现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