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无论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平民百姓，一谈到社会治安问题，就显得十分焦虑和不满，因为在社会生活的每一天都很多治安事件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或者身上：今天刚刚碰到“飞车党”损失惨重，明天又遇到有人使用迷晕药进行诈骗，可能后天还会被人无端殴打，更恐怖的是竟然有人在大白天利用汽车来对行人实行绑架勒索，社会的安全指数越来越低。杂乱的社会治安让市民产生了恐慌，很多女性夜不敢出户，很多家庭早早闭门自守。虽然政府也在不断加强整治的力度，比如实行增加协警人员、加强路面巡逻、年关统一进行严打等措施，但社会治安问题依然不见好转，从04年和05年惠州公众最关心的话题评比中可以看到，社会治安问题仍然是惠州市民所关心的第一大社会问题。
那么“社会治安”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本来社会治安原意是指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和运用警察职能以及治安行政管理手段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稳定安宁的社会秩序。社会治安问题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目前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深层社会矛盾及反映这些矛盾的社会问题的表征。现在的社会治安为何屡治不安，探讨其成因及建议，主要有：
首先，社会治安是一种经济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尽管这种转变起到了奖勤罚懒，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但在这过程中，也确实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和个人收入过分悬殊的现象，使社会民众心理出现失衡，产生了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利益冲突的加剧必然使违法犯罪行为增多。其中，最明显的利益冲突当属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的对抗，这也是最难调和的。显然，要控制好因利益分化而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严防严控”效果有限，最终还是要回到拓展弱势群体利益维护渠道上来。
社会治安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失业”，在我国劳动供给远远大于劳动需求的大格局之下，必将会让很多缺乏技能的人失业或者待岗，有些人即使有工作，但工资待遇连基本生活费用还维持不了，所以他们从农村出来到城市，不但需要一份工作，也需要维持平时的衣食住行基本要求，当正常的渠道满足不了他们需要时，他们很多时候便会在失业与偷抢之中作出一个让自己过得好些又冒有极大风险的选择。犯罪学家的研究表明，失业与犯罪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失业率每增长1％，犯罪率就会增长5.7％。所以政府在社会就业中担当着更为重要的责任和角色，不但要努力提供各种就业机会，也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其次，社会治安也是一种政治问题。经济决定政治，而政治又在影响着经济，所以社会治安与政治也是分不开的。国家政治作为社会的管理体制和机构，是社会直接的管家，它的法制和法规是否完善，执法力度怎样都能对社会治安产生很大的作用。而反观我国现阶段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太快，转型时期的社会控制很难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在诸多社会控制领域表现出明显的控制乏力、滞后甚至失控的状态，政府职能转换还没有完全到位,在某些方面造成社会调控能力弱化。加上目前部分上级管理阶层，本身就以身试法，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使得社会民生更加突出，假如说贫富差距带来的是社会普遍的“仇富”心理，而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则是“仇官”的根源。所以，社会治安的根治，还需要从上级领导做起，一方面，通过征求民意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从严治党，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在市民心中带好头，树立良好的榜样。
第三，社会治安也需要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来引导。现在犯案者越来越年轻化，作为新生追求个性的年轻一代，他们之前一直生活在家人的百般爱护和关怀之下，缺乏对社会真正面目的认识和自身职业价值的定位，很容易受到身边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比如通过看一些恐怖电影而产生一种叛逆心理，为了追求自己眼前的享受和利益而去伤害别人，结交各种“哥们”充当江湖义气。所以目前无论是对中、小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的教育，还是对社会中青年的道德观念做正确的引导，都是显得十分的重要与必要。比如作为家长，可以多与自己的孩子进行心灵沟通，随时注意孩子的心理变化情况，及时引导到积极健康的道路上；而小区和居委会可以通过组织多点文化活动与歌舞表演，来加强邻里之间的感情沟通，通过一些好人好事宣传，来提高市民的素质。在这一点上，感觉香港政府的公德教育很值得我们去学习，香港居民生活无小事，政府一定会关怀到家，记得有次看新闻看到一户人家的窗户由于年久失修从高处坠落，没有伤到人，香港各大电视台和政府都出面关注，告诫各市民要检查自家窗户以避免同样的事再次发生。而且在香港各种社会公益的团体很多，参加的会员也很活跃，在香港的电视台上很少看到什么商业广告，大都时候是一些关于环保、安全、尊老爱幼的公益宣传。所以，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对市民的道德观、价值观需要做正确的引导。
打造一个安全、安宁、安静、安心的社会，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的完成，当然离不开你、我、还有他（她）！
2006-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