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性乱收费，其害多多

　　我们收费权的单位究竟有多少？有多少收费名目？收费标准是怎样的？恐怕是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的，至于某项收费该不该收，就更是说不清的问题了。

　　举个例子说。农民养一头猪就要交15种税费。（2008.3.5日《新闻晨报》）与生猪养殖沾不上什么边儿的，如教育附加税、城市建设维护费等等，照样是伸手就收。一头猪的税费往往高达上百元。如此“千手观音”都把手伸向养猪的百姓，猪肉不涨价才怪呢。

　　媒体报道，仅仅是行政性收费，全国就有“七千多件‘红头文件’涉及”。（2007.11.13日《人民日报》）其实，即使非行政性单位也不甘落后，只要有点权的，也常常会想个名目就向百姓伸手。百姓无奈地说，“管理就是收费”。

　　中央近年来惠民举措不断，比如最近就停征了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但官场从来就有个变通的“潜规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述两种管理费收不到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立马就提高了摊位租金（9.5日《新华每日电讯》）。理由嘛，何患无词。比如物价上涨啦，等等。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停收管理费之后就跟着多收摊位租金？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早在停收管理费之前就研究并作出上调摊位租金的的决定了，二者时机纯属巧合嘛。有权人的嘴总是大的，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说了又能顶什么用呢？

　　行政性乱收费，其害多多。

　　腐败的温床。行政性收费一般是不进入国家财政收支体系的。所收之税，大多成为各行政单位的“小金库”（包括审计署审计出的某些中央政府机构），也就基本上摆脱了监督。这便成为不合法和各种“合法”支出（包括不受限制地集体发放“福利”、“奖金”和名目繁多的种种“补贴”）的财源。各行政单位单位领导为着赢得本单位“民心”，暗中比着、赛着发奖金、发福利、发津贴，诱导腐败。

　　机关超编、人员臃肿膨胀。我国目前由纳税人供养的人员与普通老百姓之比已是1:28(乔木等著《解读新政府》),亦即每28个人就有一个吃“皇粮”的。机关超编、人员臃肿膨胀的成因之一，就是设置了一些专门收费机构，配备了许多专门收费的人员，靠吃“费”快活。

　　不难看出，仅仅停止收取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是远远不够的，绝非治本之策。解民之困，必须切切实实大力进行各种行政性收费的整顿。谁都懂得，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服务，而服务的经费已经由国家财政拨款下达，本就不该再收“服务费”。确属必须的合法收费，也应该收在明处：不妨在各地人大的监督下，各行政单位制订出“收费手册”，把每个单位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等公之于众，让百姓按章交费交在明处；收费的各行政单位必须公开收费和开支情况，并进行定期审核，做到公开透明。这是检验一个地方政府真惠民还是伪惠民的试金石，也是判断一个地方政府是否真正实行了“以民为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试金石。

　　记得，旧中国军阀杨森主政四川时期，其治下苛捐杂税繁多，连农民到城里一家一户收集粪便用作肥料也要纳税。有谐联大师刘师亮写了一副出名的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民国万岁（税）”，辛辣的讽刺，让人忍俊不禁。至于我们今天收费名目之多，是否已经达到“万费”的程度，没见到有准确统计数据，不好说。想说的是，杨森的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民众对苛捐杂税总是非常厌恶的，这应该也是我们应该警觉的重要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