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向发达国家学习中，笔者发现一个规律：大凡权力者受益的，不需要宣传推广，学得特别快。比如“接轨”，老总们自身报酬的“接轨”，自己早给自己“接”了，“接”得又快捷又有创新。这不，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超过6600万元的年薪，一下子就把外国老总远远摔在后边。至于当工人的，也有“接轨”，其工钱则是同农民工“接轨”。
现在正是金融危机闹得人心惶惶的时候，外国老总们或是纷纷削减薪酬，或是限制薪酬。德国银行高管就限薪50万（10.22日《环球时报》）。中国同样处于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中，但老总们“牛”气十足，还是依旧把大把大把的“薪酬”朝自家钱柜里塞。这还不算，大概是又一轮思想解放了，某些地方政府更给他们送上一套美味的“套餐”。
广东省检察院“庄严”宣布了新“法规”：其中有“不准随意发表影响企业声誉的报道”，更有对企业老总们“涉嫌一般犯罪的，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
封建专制社会有一条尽人皆知的规矩，“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尽管它们只是口头上唱唱而已，但还不敢把“王子犯法，一律宽恕”写进历朝律法中去。倘若世界民主国家要有这么一些“特律”，恐怕是要引起民众在街头热闹了。
我们又多了一个“特色”。
这个省检察院给老总们这些“优惠”，是有其“理论依据”的，其“光明正大”的理由是“帮助企业解困”。中国人本来就有句名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也就同样能演绎另外一句，“欲颂其事，何患无词”。然而，这些“举措”对于“帮助企业解困”即使是必要的，但也应该照顾、照顾到广大工人群体呀。比如，工人拿不到工资，拥到老总办公室去讨工资，也应该一般不计较，更不要对“带头的”工人“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嘛。推而广之，对民宅的拆迁，在民人没有与开发商达成协议之前，也不要总是坐在开发商的板凳上，开来推土机，采用让人担心受怕的“措施”嘛。
广东省检察院“帮助企业解困”的“举措”中，尤其强调“不准随意发表影响企业声誉的报道”。恶意捏造中伤一个企业，当然不让报道，还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什么才是“影响企业声誉的报道”呢？报道一家企业产品质量问题，或是企业有对民众有欺诈之为，这也属禁止报道之列吗？在笔者印象里，一些企业问题，基本上是遮遮掩掩到发生严重后果之后，才有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去揭露问题企业，比如三鹿奶业。那么，“不准随意发表影响企业声誉的报道”，这与动用权力让企业逃避舆论监督，有何差异？
企业老总们“涉嫌一般犯罪的，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这就更让人们迷糊了，什么是“一般犯罪”？“一般犯罪”包含了什么？更让人们不可理解的是，一个省检察院有没有立法权？国家颁布实施的极为严肃的钢性法律、法规难道都是弹簧，难道一个地方机关就可以任意宣布其随意适用与否？有人说，广东检察院的“举措”，将使老总们有一个不受约束的“蜜月期”。姑妄听之、察之。但还有一个问题就不能不让人们深思了：这是哪家的“王法”？这一“王法”有“帮助企业解困”之神奇？还是制造法治之紊乱，诱导道德之沦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