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之间反复出现的垃圾偷倒事件以及垃圾填埋场选址困境等，都深刻而讽刺地揭示了一体化不过是台面上的“外交辞令”，邻避主义和地方利益才是桌子底下真正需要角力的“宣战书”……
深莞惠一体化进程继续保持热度。上周，深莞惠三市党政领导云集惠州，共同签署了四项协议，确定了加快推进茅洲河界河段综合整治等9项重点工作。
但是，冷热之间似乎并未实现一边倒，三地融合的热情更大程度上源于政策性要求，而发端于三地利益的主动诉求依然难以冲破冰冷的地域隔阂。必须认识到，随着打通断头路、开通跨市公交、建设城际轨道交通等显性融合速度的加快，包括行政区划壁垒、地方利益博弈、发展认识差异等隐性融合的障碍将逐步暴露出来。而后者才是区域一体化的本质与难点所在。在这一意义上，现在为深莞惠一体化唱赞歌为时尚早。
作为地理概念的深莞惠其实早已存在，在1979年之前三地都属于惠阳地区。这一历史资源容易成为三地一体化进程中的心理润滑剂，但也很容易流于三地分合的形式主义化。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关于三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解读，就不单是对历史的戏说与演义，而是在提醒，要警惕历史的循环论。王荣说，深莞惠的再次聚合，必须是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合”。在我的理解，深莞惠之“合”至少应从地理概念向经济区概念转变，走向区域协调发展与利益共享之路。
谈论深莞惠一体化，最忌讳却又最无法回避的两个字，正是“利益”。三地在地理和交通层面的一体化之所以推进迅速，无非是各方在此进程中可以实现路通货畅，利益均沾。相反地，跨界河流污染治理则难免倍受冷遇，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上下游的责任分摊，更重要的，地方政府认为它只涉及到成本负担，而丝毫无关利益分成。再比如深莞惠三地之间反复出现的垃圾偷倒事件以及垃圾填埋场选址困境等，都深刻而讽刺地揭示了一体化不过是台面上的“外交辞令”，邻避主义和地方利益才是桌子底下真正需要角力的“宣战书”。
这就逼迫深莞惠三地的主政者在构建一体化的框架协议与具体事项之时，除了强调积极意义上的利益共享之外，还必须适度地凸显消极层面的城市之间的利益冲突。地方政府具有彼此独立的利益诉求，离开利益分配而奢谈区域合作，无异于纸上谈兵。因为利益冲突而造成的行政分割，往往成为城市间协调与互动的最大障碍，亟需建立对话机制与弥补机制予以破解。
热衷利益，冷落牺牲，是城市之间理性主义选择的自然结果。深莞惠一体化的构想本来则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如果大家都只顾利益，不言牺牲，那还是趁早告别理想算了。作为深莞惠经济圈的领头羊，深圳应当有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自我认知。王荣在上周的联席会议上透露，在构建大亚湾滨海旅游经济区时，深圳本来也做了化工规划，但是考虑到与惠州的规划类似，为了避免过度竞争、恶化生态，将定位改成了旅游经济区。这一主动牺牲的作派，就堪称一体化合作的典范。革命需要理想主义，需要牺牲，城市融合同样如此。
最后，城市边界的消融，端赖于民间的惯性力量，三地居民的迁徙流动与心理认同程度，决定了深莞惠经济圈能否从纸面走向现实。三地主政者虽然急迫要祭出一体化的成果以便迎接省里的考核，但是，不该政府管的事，还请切勿插手，市场自会“说话”。否则，搞得深莞惠一体化“上热下冷”，也会得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