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治理现代化
现代化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也是中华民族确立的奋斗目标之一。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探索和寻求中华民族现代化的道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治理要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同时也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显然也要适用于这一基本要求。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既包括社会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又包括社会治理客体和社会治理环境的现代化；既包括社会治理硬件的现代化，又包括社会治理软件的现代化；既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又包括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要以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为“靶向”，通过研究问题、抓住特点、剖析原因，最终在化解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把握中国社会治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主要内容以及关键环节，不断提升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从而努力做到“维系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公正、增进社会认同、推进社会和谐；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风险、减少社会内耗、控制社会冲突、弥合社会分歧，推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和分配，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①
一、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提升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展过程中，社会治理面临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涵盖了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既包括政治性社会问题、经济性社会问题，又包括文化性社会问题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问题；既包括普遍性社会问题，又包括特殊型社会问题；既包括冲突类社会问题（如群体冲突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公共危机问题等），又包括源头类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交通问题等）。源头类社会问题是引发冲突类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和深层次动力，可以是一因多果、多因一果，也可以是一因一果、多因多果。一般来说，源头类社会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化解，就会引发冲突类社会问题。当然，所有的社会问题，其最终根源都可以归结为人在社会化和化社会的过程中的矛盾统一体。
总体来看，我国社会大局稳定。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面对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能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充分证明我国社会治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适应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世界格局日益复杂，国际思潮相互激荡，意识形态渗透愈演愈烈。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引发社会结构快速改变，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触及深层次利益矛盾。在社会的大变动、大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由于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和规则冲突，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社会问题。
（一）生存压力问题
社会成员的生存压力包括两个方面：绝对压力和相对压力。绝对压力是社会成员所面对的基本需求压力（就业、教育、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以及公共安全压力（黑恶势力、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环保安全等）。相对压力是社会成员对不公平现象的体验和感受，它推动社会不满情绪升温、弱势心态蔓延，使得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进步的不满”。绝对压力和相对压力共同构成了催生社会问题的主要动力和原因。一方面，我们面对着绝对生存压力，这方面的压力主要涉及大量亟待解决的基本民生问题。尽管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加大了民生保障和公共产品供给力度，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城乡居民对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公共服务尤其是优质公共服务总量相对不足，供需矛盾仍较突出，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与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还不对称不适应。另一方面，相对生存压力仍然比较严峻。解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问题以及公共安全问题（也即绝对生存压力），是化解当前社会问题的主攻方向之一，这已经成为共识。但我们有一个错觉，总是认为解决了绝对生存压力就会天下太平。实际上，人性是复杂的，人的需求层次是不断提升的。化解绝对压力只是社会和谐的第一步，或者说，化解绝对压力只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而远远不是充分条件，这之后还有相对压力，还有民主诉求等等。
依据英格兰社区和地区政府的数据，利用Google可以得到2011年“伦敦骚乱”和贫穷之间关系的对比图，从分布来看，并不是越穷的地方越会发生骚乱。中国文化尤其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邓小平早就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前我们国家的麻烦在于：绝对压力还正在努力化解之中，相对压力就已经大量凸显。相对压力不断增强有着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基础：其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规模过小。2012年，我国人均GDP越过8000美元关口，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标准，我国已迈进中上等收入国家或地区门槛。但以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为标准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普遍偏低，低收入人群比重太大。目前我国社会结构尚处于“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型而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其二，中等收入阶层比较脆弱，自我认同度低。其三，被剥夺感增强，社会心理浮躁。其四，贪污腐败现象造成民怨汹汹。其五，炫富闹剧刺激民众神经。“富而不骄”的古训几乎荡然无存，再加上反复上演的“富二代”炫富闹剧，民众的神经被一再刺激，对社会不公的主观感受被不断强化。
（二）公平正义问题
公平正义是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之一，也是缓解“相对压力”的必然要求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因此解决这类社会问题的过程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理查德·威尔金森在其著作《不平等的痛苦》中对比了全世界最富裕的23个国家和美国50个州在人们相互信任、寿命预期、青少年怀孕、精神疾病、犯罪率等方面大量数据后，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观点，不平等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并指出，当物质水平提高对人类生活质量的贡献越来越小的时候，降低不平等程度是改善社会环境的最佳途径。理查德·威尔金森的这些看法同样也适合我们的情况。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生育公平、教育公平、分配公平、机会公平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三）权力失范和信任危机问题
不依法用权就会导致权力失范，不为民用权就会造成权力侵害权利。强摊、强派，强拆、强征等一幕幕权力“乱作为”闹剧，构成了“推动”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面对复杂局面、深层次问题，一些部门畏手畏脚、明哲保身，严重“不作为”。“乱作为”和“不作为”构成了权力失范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与此同时，当前“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尤其是整个社会缺乏信任感，这是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从泛滥猖獗的假冒伪劣商品，到不绝于耳的文凭造假、学术造假、新闻造假、政绩造假等等，社会失信，虚假横行，不仅仅增大社会运作成本，而且必然导致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
（四）环境污染问题
社会问题的产生离不开内因和外因两大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环境污染，另外一方面是社会环境污染。自然环境污染问题亟待有效化解，社会环境污染问题更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当前，社会成员受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容易导致价值体系的紊乱，从而无所适从，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某些集群不规则行为现象。部分社会成员存在“仇富”、“仇官”、“仇警”心态，再加上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虽然吃得饱，但是吃了亏”，汇成了一种烦躁、反感、怨恨的社会心态，这种日益恶化的社会心态是一片片看不见火苗的“暗火”。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软环境（包括言论环境、文化环境、教育环境、法治环境、网络环境等）因素在“助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