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阅惠州文史资料时，发现一篇可能当时目睹耳闻其事的老先生写的文章，很有意思，不怕辛苦将其打出来放上供西子诸友看看：
二十年代惠州那场攻守战前后
廖辅叔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去沪，认为这一次的变乱是“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自言“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是年年底，孙中山集合广东、广西、云南各省的军队，组成诸路讨贼军，对陈家军进行全面的夹击（陈家军是孙中山对陈炯明叛军的称呼，表明它是姓陈的一家的军队，不是革命的军队）。陈家军兵如山倒。陈炯明自知广州不保，于是把部队集中惠州、梅县、潮汕一带，保全实力，伺机反扑。
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东，组织大元帅府。欲趁陈家军喘息未定的机会，实行征伐，除恶务尽。又以惠州是陈家军的主要根据地，惠州一下，潮梅一带一般是难于固守的，于是定于三月间派杨希闵所率的滇军和刘震寰所率的桂军直向惠州进发。遗憾的是杨、刘这些军阀当初之所以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只是利用孙中山的威望进占广东地盘，以满足他们据地自肥的欲望。现在已经吃肥了，对于继续打仗根本没有什么兴趣。古应芬的《东征日记》就有滇桂部队不吸调遣的记载。现在顿兵惠州城外，只是敷衍塞责。孙中山虽然亲临前线，还登上飞鹅岭视察惠州城内地形，指挥开炮，甚至埋设地雷，爆炸城墙。身置这样的军情紧急的处境，孙中山想到当时担任大元帅府警卫队的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取演达：“切望兄与全团来东江以资随卫，俾能往来自如，以带决东江战局为要。”同时邓演达还受命为安抚委员，准备城破之日，由邓演达承担安抚惠州老百姓的任务。但是由于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赶上，最后还是徒劳无功。
至于惠州城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当时惠州守城的军队是杨坤如率领的第六军，由于进攻惠州的是滇军和桂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形中给守城军队提供了鼓舞敌忾的材料。加以前几年惠州人对陆荣廷、莫荣新那批桂系军阀盘踞广东压榨人民，野蛮残暴的那一套记忆犹新，现在听见攻城的又是桂军。如果他们真的攻进城来，惠州还有活路吗？所以当时惠州军真的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这样足足打了将近半年，城中食物搜罗净尽。，杂粮吃光了，蕉叶、树皮也吃光了，草根也挖光了，甚至于吃纸，吃塘泥。虽然苛捐杂税，巧立名目，他们虽有怨言，还是把钱掏出来支援军用。关于地雷攻战的记载，就我现在所看到的这方便的材料，有说是第一年挖地道，没有地雷，第二年才埋地雷的。这种记载与事实似有出入。1923年第一次攻城，我还在广州上学。那年底我从广州绕道香港坐船到沙鱼涌，再从沙鱼涌走路回惠州老实，听惠州人说过地雷攻城的事。后来看到孙中山1923年7月31日从东江前线给邓演达的亲笔信，里面提到“惠州之破，仍当以地雷为最有把握。而前者所作工事不妥，近日所作，又为水坏。水退之后当要继续行之。拼十日之工，当无不成。此又要兄速来，以资熟手。”可见地雷攻战在1923年是确凿无疑的。1924年我因病休学在家，第二次围城是我新身经历的，并没有听到过什么地雷的爆炸，可见第二年地雷攻城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地雷炸不开惠州城，孙中山从虎门威远炮台谳来的海岸大炮射出来的重五六十斤的“猪仔炮”虽然破坏了一些防御工事，毕竟影响不大，至于有时飞来的少数飞机只能作为示威的手段。因为不是正式轰炸机，投弹只是随手扔下来，既瞄不准轰炸目标，也没有多大杀伤力。曾经有过一颗炸弹落在居民余额的屋顶上，只炸落一块砖头的故事，威如何，可想而知。
这样僵持到八月中旬，洪兆麟解围的援军开到了。围城的军队仓促应战，混乱不堪，守军开城夹击。攻守的形势反过来了，陈家军长期困守，现在放手冲杀，莫不勇气百倍。东征军尽是一些骄兵悍将，强敌当前，纷纷溃退，惠州于是宣告解围。
解围之后，陈家军稍作休速，立即乘胜进发，赶去“拿下”广州。前锋到达石滩，总指挥叶举声称要与部属痛饮于广州陈塘。可是事与愿违，孙中山下令所部迎头痛击，陈家军狼狈败退。事后各回原防，又得苟延残喘。
这一次惠州的攻守战，惠州一个粤东小县，正所谓弹丸之地，孙中山挥军东指，御驾亲征，天上飞机，地底地雷，海岸大炮，当时可以动用的新式攻战手段都用上了。惠州孤军坚守几达半年之久，始终岿然不动，的确是吸引了海内外的注意。当时上海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要编一本中国现代二百名人传，用中英文合璧出版，其中收有陈家军总指挥叶举，来信约写小史。时吴佩孚坐镇洛阳，正是康有为贺吴寿联所谓“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全盛时代。以为惠州守军军长杨坤如会有什么神机妙算，于是借开军事会议的机会请杨坤如来作守城报告。杨当即派了一个代表出席，出人意外的是这位代表说到守城经过的时候，竟然夸夸其谈惠州城墙高逾二丈，厚亦一丈几尺，易守难攻。杨军长扶乩，菩萨亦预言逢凶化吉，诸如些类，守城功绩差点泡汤。杨坤如得到消息，立即改派一位惠州资深退伍军官林步云（成登）赶去洛阳，挽回影响。
叶举幕下聚集了一批文人清客，没事就打诗钟。这一年叶举的四十岁生日，他曾作七律十二首历叙他生平行事，对于辛亥革命，讨伐龙济光，援闽军事，平定广西等等都有明白的叙述，独是对于背叛孙中山这一段是含糊其词，只说什么“人竟开门甘揖盗，我怜同室自操戈。恩仇成败都闲事，只恐苍生涕泪多。”好象他是为民请命的样子，说到惠州围城他有一联是“百战关河凭健将，千年城郭不惊雷”，突出那地雷攻守的战斗。但他毕竟自知背叛孙中山是冒天下之大不讳，前途不会是光明的，所以第十二首有“飘摇风雨一年中，桑土绸缪计易穷”的话。有人读了，认为叶举这样说不免泄气，不过这实在是他要说的真心话。他与陈炯明的关系正如他另外一首诗说的“身拼九死鸳盟定”，只有硬着头皮干下去罢了。
这一个时期国民党内部又有一部分人认为兵连祸结，不如化干戈为玉帛，主张孙陈和解。特别是吴稚晖，向孙中山讲说陈炯明的好处，说他从来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不贪财，不讨小老婆，是一个有用之才。孙中山听得多了，就说，那好，只要他写一悔过书，我不把广东交给他，我专心统军北伐。但是陈炯明死不认错，所以妥协方案无法实现。加以孙中山当时正在忙于国民党的改组，实行国共合作，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过之后，他又忙于整顿内部，无暇兼顾军事，围攻惠州差不多成国例行公事，飞机有时飞来，也只是撒放传单，希望他们幡然来归，本帅自当一视同仁，共广东建设大计。陈家军鉴于上次冒进的教训，也不敢妄然蠢动，所以1924年就有点象是暴风雨前的暂时平静。
1924年冬天，段祺瑞在当京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同时冯玉祥也来电邀请。陈炯明竟想钻孙中山北上的空子，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力，由军校校长蒋介石率领，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由于得到当地农民的支援配合，学生军所向克捷。2月15日攻下淡水，27日占海丰，3月上旬连克普宁、潮安、汕头，27日破林虎主力于棉湖。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有一篇记述孙中山逝世的文章说“卒之前犹及闻党军捷报也。”孙中山生前痛感自己没有真正可靠的革命军队，所以决心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现在黄埔军校学生军果然不负孙中山期望，旗开得胜，对孙中山无疑是临终前最大的安慰。
至于惠州方面，廖仲恺策反工作大攻告成，杨坤如所部旅长骆凤翔接受廖仲恺弃暗投明的劝告，归顺孙大元帅，与其他旅长联名要求杨坤如下野。杨坤如眼见众叛亲离，再行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只好答应下野，但要求保证他生命财产安全。就这样，惠州没有流血战斗，和平转入大元帅府的编制。
杨坤如下野后身居香港，还想重整旗鼓，辗转拉上了许崇智的关系。自称他的原有旧部在现驻惠州胡思舜滇军统率之下，甚感压抑。如果他再回惠州，他们一定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可以增强粤军实力。许崇智于是委杨为第五军军长，并派粤军第三纵队司令莫雄和旅长梁士峰协同杨坤如回到惠州。胡思舜兵力不及杨坤如，只好退让。杨坤如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军长，坐镇惠州。其实供职军部的都是他的原班人马，换汤不换药。所以当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阀杨闵希、刘震寰叛乱时，陈炯明残余部队又重新占据潮梅一带，立即与他们连成一气，东江又成为了陈家军的巢穴。
广东革命政府在平定杨刘叛乱之后，即由原来 的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深感陈家军的反复蠢动，实为心腹大患，于是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由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政治部总主任，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任三个纵队的纵队长，苏联顾问加伦将军随军行动。进军的第一站仍然是惠州城，攻城部队是第一纵队。十月初到达惠州城外，第一日上午开炮轰击，据说攻城大炮的第一发落在目标附近，第二发接近目标，第三发即告命中。于是集中火力，一日之间，北门城墙大量崩塌。第二天一早，杨坤如的副官到处巡视，没有听见炮声，以为攻势已疲，可是话音刚落，炮声骤起，这样打到下午，攻城军队已经架起云梯爬城猛进。杨坤如眼见大势已去，仰天长叹，随即出大东门，过东新桥，然后狼狈逃窜，远走香港。
这一场战役，充分发挥了黄埔军校学生军的革命精神和英勇气概。团长刘尧宸身先士卒，爬城时中弹身亡，其它将士伤亡者也不在少数。大军入城之后，照过去的老例是要“放假”三天的，所谓放假即是自由抢劫的黑话，现在居民所见的却是雄姿英发的士兵向老百姓分发照片和传单，或者和颜悦色但又激昂慷慨地站在街边演说，真正象是旧书上形容王者之师所说的秋毫无犯，老百姓之下可安心了。
惠州城前后历时两年多的攻守战现在是以陈家军的彻底溃败而正式结束了。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是拆城。关于拆城问题，听说曾有相当多不 同意见，至于如何讨论通过，为何实行拆城，因为我已经离开惠州，所缘躬逢其盛，也就一可以妄加论例了。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
看完此文我的感慨有二，一，原来当时惠州城久攻不破还跟惠州百姓支持陈炯明有关，二，惠州城墙的被拆原来跟这历史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