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山下四时春

　　苏轼于元皊8年(1093)9月出知定州。在苏轼知定州期间，朝廷政局进一步发生变化。御史赵挺之等又搬出苏轼所撰的贬斥吕惠卿的敕文，弹劾他“诽谤先帝”。
　　于是，哲宗于绍圣元年4月把苏轼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苏轼在《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中感叹道：

　　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

　　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

　　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

　　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


　　紫绶，系官印的丝带。恩纶，皇帝的诏令。“适见恩纷临定武”
　　是指哲宗不久前还曾派人到定州“赐日历”，“赐衣袄”给他；而现在却突然受到“落两职，降一官”(“分职”)的惩处而被远谪英州。浔阳楼在江西九江，是白居易贬官的地方。苏轼怕触景伤情，因此说“休宿浔阳旧酒楼”。

　　苏轼头年赴定州任时，风沙很大，未曾看清太行山。这次贬官赴岭南途中，天气晴朗，西望太行，草木可数。他不禁想起，韩愈从贬所北还，经过衡山，天气由阴转晴；这次自己途经太行东麓，天气也很晴朗，是否意味着“吾南迁其速返乎”?于是苏轼写道：“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临城道中作》)后两句的意思是说，他不会像柳宗元那样长期留贬所(愚谷)，而会像韩愈那样很快从贬所回来，因为难道只有衡山才了解韩愈吗?太行山不也同样了解我苏轼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美好愿望又落空了。苏轼在赴贬所途中，作了很多纪行诗，抒发他的抑郁心情。他时而后悔奔走官场：“宦游岂不好，毋令到千锺”(《过高邮寄孙君子》)；有时又自我宽解：“莫言西蜀万里，且到南华一游”(《见长芦天禅师》)；时而感叹人间的坎坷不平：“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砏岩”(《慈湖峡阻风》)；有时又深感人生如梦：“四十七年(自十二岁父亲苏洵游天竺寺以来已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天竺寺》)。他在经过洞庭湖时，写了一首《南康望湖亭》，更是感慨万千：


　　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

　　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

　　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

　　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前四句着重写景而景中有情，一派萧条的秋天景象正反映了他凄凉的心情。后四句着重抒情，报国心存，救国无术，岷峨远隔，垂老难归。

　　苏轼这时已年近六旬，千里迢迢赴贬所，途中的艰难困苦是不难想象的。可贵的是他在感叹个人艰难时，并没有忘记民间疾苦。他在《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一诗中写道：“朔野方赤地，河濡但黄尘。秋霖暗豆漆，夏旱馰麦人。”在灾情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有豌豆大的麦粥吃就不错了，就算山珍海味了。他安慰儿子说：“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时珍。”苏轼在途中还曾上书哲宗，要求从小路赴贬所。他说他自闻命以来，忧悸成疾，两目昏花，仅辨道路，左手麻木，右手无力，六十之年，发白齿落。加之他平时不会安排生活，所得俸禄，随手用尽。他说他本想走陆路，日夜奔驰，快点到贬所，但由于疾病这样重，经济也困难，英州来接他的人未到，定州送他的人又不肯再往前，自己又无钱雇人买马。他说：“臣若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理在不疑。”他希望哲宗“念八年经筵之旧臣”，允许他舟行赴英州(《《赴英州乞舟行状》)

　　苏轼在赴英州途中，就担心会有“后命”：“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与孙子发书》)果不出他所料，他还未到英州，8月又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宋代，节度使是无权的虚衔)，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他在《与程德孺书》中说：“老兄(自指)罪大责薄，未塞公议，再有此命(指再贬惠州)。兄弟俱窜，家属流离(苏轼已命长子苏迈带领全家去常州就食，自己带着三子苏过，侍妾朝云赴贬所)，污辱亲旧。然业已如此，但随缘委命而已。” 　　苏轼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确实善于“随缘委命”。他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诗中写道：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户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这首诗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吏民惊怪坐何事”，借以表达他是无罪被逐。二是借苏武、管宁表明他作好了长期贬谪的思想准备。苏武，汉武帝时人，出使匈奴，十九年不得返汉。
　　管宁，三国时人，汉末避乱辽东，三十七年始归。三是以随缘自适的思想安慰自己。新丰，陕西临潼东北有新丰镇。汉高祖刘邦是丰邑(江苏丰县)人，建都长安后，其父思归，刘邦就在这里仿照丰邑改筑城寺街里，并把丰邑之民迁来，故叫新丰。
　　广东也有新丰县，在惠州之北。苏轼虽然是“初到惠州”，但觉得“仿佛曾游”，连新丰的鸡犬似乎都是老相识，为自己的到来高兴。这里的父老都手牵手地来欢迎自己，以“岭南万户酒”款待自己；自己也就没有必要为贬到这里难过了。他未到惠州时，就有人为他介绍“惠州风物之美”：


　　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悠悠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

　　(《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


　　苏轼到达惠州后，更觉得惠州风物，确实名不虚传：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惠州一绝》)


　　他每到一地，都会对那里产生深厚的感情。


　　苏轼在惠州先后住过三个地方：合江楼、嘉皊寺、白鹤峰。
　　他在《迁居》诗序中说：


　　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皊

　　寺。2年3月19日，复迁于合江楼。3年4月20日得归于嘉皊寺。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


　　《迁居》诗写道：


　　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

　　去年家水西，湿面青雨细。

　　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

　　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

　　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


　　苏轼初到惠州住在合江楼，即惠州东门楼。楼位于东江、西江汇合处，海山葱胧，江流环抱，秋风初凉，百鸟合鸣，有如仙境。他在《寓居合江楼》诗中说：


　　海山葱胧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苏轼在这里住了不久，就迁居嘉皊寺松风亭。苏轼以前赴黄州贬所，经过湖北麻城的春风岭，遇上梅花盛开。这次贬官惠州，住在嘉皊寺松风亭又遇上梅花盛开。苏轼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中写道：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

　　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譙雨愁黄昏。


　　苏轼贬官惠州，一住又是几年，他深感“中原北望无归日”，就开始作长远打算。他在白鹤峰买了几亩地，筑屋二十来间，凿井四十来尺深，并栽上各种果木。他对果木树秧的要求是不大不小，太大不易栽活，太小又怕等不到果木成林，自己就死了。

　　苏轼在惠州期间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安闲自在的。“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
　　……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再韵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这是在赏梅：“烂煮葵羹斟桂醑(美酒)，风流可惜在蛮村。”(《新酿桂酒》)——这是在酿酒；“初日下照，潜鳞俯见。意钓忘鱼，乐此竿线。”(《江郊》)——这是在垂钓。苏轼偶尔也曾访僧会友，惠州太守詹范对苏轼很好，曾携酒拜访苏轼，可能还在经济上帮助过他：“酒材已遣门生致，菜把尚叨地主恩。”(《新酿桂酒》)又说：“欲求公瑾一穂米，试满庄生五石樽。”(《惠守詹君见和，复次韵》)循州(今广东龙川)太守周彦质也曾在经济上帮助过苏轼：“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叼送米续晨炊。知君清俸难多辍，且觅黄精与疗饥。”(《答周循州》)苏轼在惠州期间，他的表兄程正辅为广州提刑，曾到惠州看望他：“我兄清庙器，持节瘴海头。……人言得汉吏，天遣活楚囚。惠然再过我，乐哉十日留。”(《闻正辅兄将至，以诗迎之》)在程正辅到达惠州后，他们曾一起游白云山、香积寺等名胜。总的来说，苏轼在惠州还过得不错：“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答陈季常》)


　　苏轼每次贬官皆多因文字得罪。苏轼在惠州时，“子由(苏辙)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苏轼也深感“其言切至，当焚砚弃笔，不但作而不出也。
　　不忍违其忧爱之意，遂不作一字。”(《与程正辅书》)但是作为一个关心国事，关心民间疾苦的文人，苏轼很难做到这点。他在惠州期间，仍作了很多诗文。在这些作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埃，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籍，知是荔支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臡。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陵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这首诗的前十六句是揭露汉唐官僚争献荔支、龙眼的丑态。他们十里五里密设驿站(置堠)，快马奔驰，尘土飞扬，催征荔支，急如兵火，弄得人倒马毙，尸骨成山。车马跨山越岭，就像猛鹘横海一样急速；荔支运到京城，枝叶风露犹存，好像刚从树上采下来一样。这些家伙为了赢得“宫中美人一破颜”，不惜弄得人民“颠坑仆谷相枕籍”，“惊尘溅血流千载”。
　　从东汉和帝永元年间交州(今广东西南部)贡荔支起，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涪州(今四川涪陵)贡荔支，人们只知痛恨以贡荔支固宠的奸相李林甫，却没有人纪念汉和帝时上疏反对贡荔枝的唐伯游。也就是说，人们虽然痛恨暴政，但敢于效法直臣、反对暴政的人却太少了。这些话显然是有感而发。苏轼希望老天爷怜悯老百姓，不要出产那些成为老百姓祸害(“疮臡”)的珍贵物品(“尤物”)，只要风调雨顺，百谷丰登，民无饥寒，就是最大的祥瑞了。这些话表现了苏轼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对荒淫腐朽的统治者的极端不满。

　　诗的后八句直接揭露本朝官僚的“争新买宠”，指名道姓揭露的就有三人。一是“前丁”，指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他开始以福建武夷山的初春芽茶(“粟粒芽”)进贡。二是“后蔡”，指北宋书法家蔡襄，他在宋仁宗时，曾造小片龙茶进贡。
　　三是“洛阳相君”，指历仕真宗、仁宗的钱惟演，他的父亲吴越王钱?归顺宋朝时，宋太宗曾称赞他“以忠孝而保社稷”，故称“忠孝家”。钱惟演作洛阳留守时，开始设驿站，向宫廷进贡牡丹珍品“姚黄花”。苏轼曾把钱惟演这种行为叫做“宫妾爱君之意”，并说“洛花有识，鄙之”(《仇池笔记》卷上《万花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斗品充官茶”一句，苏轼在这句下自注说：“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所谓“斗茶”，“斗品”，是指参加比赛的高级茶；“充官茶”即充贡茶。如果哲宗没有接受这种“斗茶”，还可说这些话仅仅是指责“闽中监司”；但哲宗“许之”，这“致养口体何陋耶”(一心在口体上下功夫是何等鄙陋)，就无异于直斥哲宗了。在封建时代，敢于直接揭露本朝大臣，甚至揭露当今皇上，这是需要勇气的。

　　苏轼是很关心民事的人，在贬官惠州期间，他“率众为东西二桥，以济病涉者。”(《东坡先生墓志铭》)在惠州城东江水合流处原有桥，但久已废坏，老百姓靠小舟渡河，十分艰难，经常淹死人：“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不知百年来，几人陨沙泥!”罗浮山道士邓守安主张用四十只船作浮桥，随水涨落，叫东新桥。桥修好后，大大方便了群众：“岂知涛澜上，安若堂与闺。往来无晨夜，醉病休扶携。”惠州西面有丰湖，又叫西湖。苏轼一生到过三处西湖：“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杭州西湖)颍水《颍州西湖)更罗浮(惠州西湖)。东坡原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杨万里《游西湖》)丰湖原有长桥，屡作屡坏。
　　栖禅院的和尚用“白蚁不敢跻”的石盐木建桥，“坚若铁石”，非常牢固。为修这两座桥，苏轼捐了一条犀带；他的弟媳苏辙之妻也把自己入宫所得的赏赐用来“助施”。桥修好后，群众非常高兴：“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两桥诗》)。

　　广州同杭州一样，近海，饮水咸苦，只有有钱有势之家才能饮刘王山的井水。道士邓守安主张把离广州二十里的蒲涧山滴水岩的水引入广州城中，解决居民的饮水问题。苏轼很赞成邓的主张，并积极向当地官吏建议施行。惠州驻军缺乏营房，军队散居市井，骚扰百姓，苏轼又建议修营房三百间。为了减轻漕运，当时收税要钱不要米，岭南闹钱荒，苏轼又主张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并从其便”。总之，正如宋人费衮《梁溪漫志》所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为恩怨。而坡公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生死祸福动之哉!”


　　苏轼本来“家有数妾”，但近几年来“相继辞去”，只有朝云随他来到惠州贬所。苏轼在《朝云诗》中写道：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似通德伴伶玄。

　　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姻缘。

　　丹成随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这首诗用典较多。白居易的侍妾樊素能歌善舞，特别是以唱《杨枝》著名，一般人就叫她杨枝。白居易晚年辞去家中歌妓，樊素不愿离去。但从后来白居易《别杨枝》诗“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看，攀素最后还是离开白居易了。而朝云却愿跟随苏轼到当时还比较落后的岭南，所以苏轼以“不似杨枝别乐天”赞她。伶玄即伶元，《赵飞燕外传》的作者。通德即樊通德，伶元之妾，“能言飞燕子弟故事”，伶元的《赵飞燕外传》即根据她所讲的故事写成的。苏轼以“恰如通德伴伶玄”赞朝云随他南迁。晋人李络秀有三子：周凯、周嵩、周谟(即阿奴)。她对他们说：“尔等富贵，并列目前，吾复何忧?”周嵩回答道：“恐不如尊旨。伯仁(周凯)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阿奴碌碌，当在阿母目下耳。”苏轼反用其意，以阿奴比喻朝云之子、夭折的苏?，以络秀比朝云，故说“阿奴络秀不同老”。朝云原不识字，在苏轼薰陶下，开始读书习字，并“粗有楷法”；又曾跟随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
　　“天女维摩总解禅”即指朝云学佛并粗知佛学大义。朝云不能适应岭南水土，到惠州后经常生病，平时不是念佛就是熬药。“经卷药炉新活计”即写她的惠州生活；“舞衫歌袖旧姻缘”
　　是回忆从前。前已提到，秦观曾以巫山神女比朝云，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反用秦观意，说朝云学佛功成，将随他到海中的蓬莱、瀛州、方丈去，不会满足于作巫山神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认为：“东坡《朝云》诗，诗意绝佳，善于为戏，略去洞房之气，翻为道人之家风。”
　　这首诗确有飘飘欲仙的味道。

　　苏轼写有一首《蝶恋花》词，内容是：


　　花褪残红轻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元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上阙写伤春，下阕写“墙外行人”的单相思，他看见墙里秋千高荡，听见佳人笑声飞扬，不由得心荡神怡，产生了爱慕之情；可惜墙里佳人并不知道墙外还有个“多情”的行人，翩然离去，结果是“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里的恋情是健康的，纯朴的，充满了青春活力。但上阕的伤春，调子却比较低沉。苏轼很善于把握残春初夏的特征；红花凋谢，青杏尚小，燕子轻飞，溪水深绿，柳絮将尽，芳草无际。
　　特别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两句，把伤春之情写得十分缠绵悱恻。这首词是否作于贬官惠州期间已不可考。但据说苏轼在惠州时，见落木萧萧，有悲秋之感，曾叫朝云唱这首词。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苏轼问其故，朝云说：“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苏轼大笑道：“吾正悲秋，而汝又伤春矣!”朝云很喜欢这两句词，“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亟，犹不释口”。由此可见，这两句感人之深。“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冷斋夜话》《林下词谈》)

　　朝云到惠州不到两年，即于绍圣3年(1096)7月病卒，年仅三十四岁。苏轼在《朝云墓志铭》中写道：


　　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3年7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山寺之东南。生子?，未期而夭。盖尝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粗识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铭曰：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


　　志铭虽短，却相当全面的概括了朝云的一生，从中我们可准确了解到朝云的姓氏、籍贯、生卒年，跟随苏轼的时间、品格和信仰。苏轼说她“敏而好义”，“忠敬若一”，朝云是完全无愧于这样的评价的。

　　苏轼对朝云之死是很悲痛的，除为她写了《墓志铭》外，还至少写了三首诗词来悼念她。《和陶(渊明)诗》中的《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主要是写朝云夭折的原因：


　　长春如稚女，飘摇倚轻閨。

　　卯酒晕玉颊，红绡卷生衣。

　　低颜香自敛，含睇意颇微。

　　宁当娣黄菊，未肯姒戎葵。

　　谁言引弱质，阅岁观盛衰。

　　輌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挥。

　　瘴雨吹蛮风，凋零岂容迟?

　　老人不解饮，短句余清悲。


　　前八句主要写朝云身体弱，品格高尚，她像稚弱的长春花飘摇于轻风中一样，脸颊红晕，身著绡衣，低头香艳自敛，顾盼含情脉脉。她宁作傲霜的黄菊之娣，不作趋炎的戎葵(夏日开花)之长(旧时侍妾，年小者为娣，年长者为姒)。后八句是说，像她这样的“弱质”，怎么经得住瘴雨蛮风的摧残，而能“阅岁观盛衰”呢?《左传》僖公二十三载：“晋公子重耳之秦，秦伯纳女五人奉?沃盥洗之器(捧着盥洗之器为之浇水洗手)，既而挥之。”从“輌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挥”两句可看出，苏轼远谪岭南时，曾劝朝云离去。朝云不但没有离去，还为此生过苏轼的气，容颜上曾微含怒意。苏轼咏梅的《西江月》词也是为朝云之死而作的，主要是歌颂朝云高洁的品格：“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面临恶劣的环境，却能泰然处之，飘飘然仍有神仙之态。苏轼还有一首《悼朝云诗》，主要是抒发自己的悲痛之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她是一去不返了。

　　朝云死后半年多，又一个打击落到了苏轼头上。绍圣4年(1097)2月苏轼在白鹤峰的新居建成，这里是“下有碧潭，可饮可濯。江山千里，供我暇瞩”。
　　恰好这时，长子苏迈被任命为韶州仁化(今广东县名)令，带着诸孙来惠州看他：“子孙远至，笑语纷如。”(《和陶诗·和时运》)正当苏轼一家人为久别重逢而高兴的时候，同年4月苏轼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他的“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新居成，庶几其少安”的计划，又成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