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Page（一）东江会党的早期活动]
东江会党主要指天地会，包括惠州各个历史时期的三合会、三点会、添弟会以及民国前后发展到海外的洪顺堂、致公堂等，其发轫於明末清初之际，澎湃於雍正、宣统之间；终清一朝，二百多年来从未间断。东江会党的早期活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至乾隆末年林爽文起事失败后，由于反清复明无望，遂转为强调内部经济互助，政治意味日趋淡薄；至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其强烈反满意识复炽，逐渐汇聚成为晚清民族革命的洪流。1895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后，深感革命力量之薄弱而寻求革命支持者时，首先想到的，是散布在东江两岸、带领下层民众反抗清朝地方官府的会党，并依靠他们先后发动了三洲田、七女湖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在广东革命之成功，全赖东江会党之力。同时东江会党的社会活动，又与中国通俗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各会党吸收了古代通俗文化的许多内容及形式，创造出广泛流传于会党内部的各种江湖文化，如入会结拜、行为方式、隐语、暗号、对话及诗句等，大大地丰富了清代惠州通俗文化内涵，形成惠州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风俗文化概念，并一直延续至今。
（一）东江会党的早期活动
清初郑成为反清复明，创立金台山明远堂，与文臣武将结为异性兄弟，并派军师陈近南及盟弟部将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识开潜入清占区发展组织。陈近南在西北拥戴顾炎武，蔡德忠等则潜至福建少林寺，落发为僧，练技结众。他们伪托明代崇祯皇帝之孙朱洪竹为明主，陈近南为其军师。后来蔡德英等在福建少林寺被寺僧马福仪（又传马宁儿）出卖，清将陈文耀、张近秋率兵火烧少林寺，蔡德忠5人杀出重围，投奔福建长林寺（一说广东惠州宝珠寺）。后来，蔡德忠等5人又与万云龙（达宗）在福建云霄县高溪庙滴血盟誓后，分赴全国各地发动反清复明起义，为天地会的前五祖（五房）。其中长房蔡德忠赴福建、甘陕，打乌旗赤带挂，为凤凰郡，青莲堂；二房方大洪赴广东惠州，打红旗绿带挂，为金兰郡，洪顺堂；三房马超兴赴广西、云南，打赤旗青带挂，为莲漳郡，家后堂；四房胡德帝赴湖南、湖北，打白旗乌带挂，为福补郡，■■堂；五房李识开赴江南、浙江，打绿旗红带挂，为陇西郡，■■堂。
天地会二房大佬方大洪来到惠州后，潜入故石城县，在观音山虎足坑（一名苦竹坑）发动起义。在“英伦抄件”中，记述洪门天地会早期在惠州起义的一些资料：
一是旗帜为赤红色三角旗，中间一个“寿”字（英伦抄件此“寿”字左有“虎”字边旁，下同），有旗诗一首曰：“东边行程便向西，惠州起义会高溪；寿字金兰洪四海，十二洪房底数齐。”前二句意为方大洪自福建云霄高溪庙盟誓后，西行来到惠州发动起义，起义后再拉队伍东行会高溪；后二句的“寿字”为二房封号，“金兰”为郡望，“十二”为“十二底”，有十二底诗摄述惠州洪门传说及宗旨。
二是用“洪竹”为联络标志。如天地会的兄弟在江河行驶，其联络过程——问：“船往何处去？”答：“往太平圩而去。”问：“几时开船？几时到港？”答：“十二月二十开船，正月初五到港。”问：“有经过什么地方？”答：“经过广东惠州府石城县观音山虎足坑。”问：“尔有上去游玩无？”答：“亦曾上去游玩。”问：“见有什么东西？”答：“见有两盆竹。”问：“尔岂知多少枝么？”答：“一盆三十六，一盆七十二，共凑一百零八。”问：“尔有取竹无？”答：“我有取竹百零八枝。”问：“尔一人如何取得咯多枝竹？”答：“洪家兄弟千千万万，取之不尽用之有余。”问：“竹是乜名？”答：“竹名朱洪竹。”问：“有何为证？”答：“有诗：广东洪竹世间稀，林中三六七十二；天下无人知此意，举手动竹便知机。”问：“有联无？”答：“有联一对：福建厦门大忠堂；广东惠州海棠寺。”
三是制定洪门二房祖歌。二房祖歌有三首，其一曰：“东边行程伴往西，惠州起义会高溪；寿字洪英通四海，十二军前底并齐。”其二曰：“广东二房方大洪，十二底全处处同；洪顺堂上金兰郡，寿字红旗镇广东。”其三曰：“二房插草方大洪，红旗飘飘镇广东；高溪起义扶明主，夺转明朝立大功。”
现在位于云霄县城以东8公里的海滨高溪村，保存了一座完整、美丽精工的庙宇——高溪庙，近年还出土了许多文物证明其是天地会发祥地。在高溪庙右厢房厅堂内，挂着舞拳弄棍、神态逼真的五个和尚画像，他们就是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色开，被称为天地会“五祖”。对于二祖方大洪来到惠州，在石城县观音山虎足坑领导的天地起义规模有多大，是否被清军所镇压，其最终命运如何？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除了一些零乱的民间传说外，至今尚未发现官方的文字记录。进入乾隆后，天地会在福建、江西、两广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例如陈彪是惠州府人，曾拜洪二和尚万提喜为师，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加入天地会，乾隆四十八年（1783）借行医为名，从惠州到福建漳州传会。同时清政府在不断侦破这些案件过程中，也陆续发现了一系列天地会文件。
又据金庸《鹿鼎记》引述史料记载，乾隆十四年天地会在广东惠州再次集商举义，由苏洪光主持，将其组织定名为“三合会”。对于“三合会”名字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广东省有北江、东江、西江三条江，三江人一起结社所集之会，故名“三合会”。另一种说法称当初洪门创始人、军师陈近南与清兵战死于惠州一带，接班人天佑洪英领导有方，人马很盛，号称天时、地利、人和曰“三合”，故名“三合会”。他们宣扬“三合会”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月为姊妹，并组织“三合军”攻占了多座名城，声震东南七省。直到乾隆五十二年，台湾天地会的林爽文、庄大田纠众滋事，惠州归善人林起凤随南澳镇总兵陆廷柱赴鹿耳门协勦。会党焚劫台湾城外三坎店，阻河抗拒；林起凤等奋勇攻击，渡河败之，馘二百余人，夺获器械无算；乾隆五十三年二月，林爽文就擒。此时清政府才知道民间确有天地会组织，起源于东南沿海一带。于是才出现官方的文字记录，清政府才在福建漳州、广东潮州、惠州等地大肆搜捕和镇压天地会人员。
[NextPage（二）清中期东江会党的蓬勃发展]
（二）清中期东江会党的蓬勃发展
嘉庆、道光时期（1796－1820），南方各省的会党活动更加频繁。据清宫档案记载，惠州府和平县僧人宏达，到江西定南塔下寺披剃为僧，与和平县人吴亚妹因系同乡，彼此熟识，常相往来。嘉庆十九年（1814）闰二月，吴亚妹至塔下寺劝僧宏达入会，说入会后可以免受人欺侮，遇贫乏时同会弟兄彼此出钱照应。接着吴亚妹、僧宏达两人先后纠邀刘长生等三十人，于闰二月二十三日晚间齐赴定南厅铜锣坵空屋内举行结拜仪式。吴亚妹将条桌两张用凳垫高，上摆谷桶，内插白纸小旗两面，秤、尺、剪刀各一把，红布一幅，纸陴一个，上面书写洪二和尚万提喜名号，又贴红匾，上面书写“忠义堂”三字，下面写着“云白连天”四字，桌下放砖三块，吴亚妹点起香烛，手执菜刀，站在桌旁，令僧宏达等人从桌下钻过，称为钻桥。吴亚妹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刀下亡”等诗句，并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然后宰鸡取血，各刺指血滴入酒内同饮，俱拜吴亚妹为师。就这样，从嘉庆初年以来，从惠州、潮州至福建一带，逐渐成为添弟会（天地会谐音）的重要地盘。
嘉庆七年（1802年）四月十一日，广东惠州府归善县民陈亚本纠结蔡步原、陈天生、罗亚五、陈应和等十六人在陈亚本家结拜天地会。他们买备蜡烛，五色布旗上书“顺天行道”等字样，每人分给一块这样的五色布收藏身边，作为暗号。陈亚本自称大王，蔡步云自称大元帅，许荣珠为军师，此外还有各路元帅、先锋等组织。各头目分往惠东稔山、白芒花等处发展当地人入会。由此观之，嘉庆初年陈亚本制作的反清布旗，其思想内容和宗旨基本上是来自早已流传的“天地会”旧本。蔡步云是福建漳浦县人，寄居惠州归善县。据地方大吏奏报广东归善、博罗二县民人加入天地会者多达一、二万人，其先后投首者多达二、三千人。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具摺指出博罗天地会成立的原因，其原摺略谓：“博罗县地方，向有潮州、嘉应、福建客籍民人耕种田亩，因争夺水利，与土著民人多有不合，又间有被会匪杀伤人口之家，将投首之人仇杀者。”
嘉庆七年七月，陈亚本与博罗县陈烂屐四共同发动天地会起义，前后亦有上万人参加的。起义军军旗上明确写着“顺天行道”和“五票头”，“一九底”、“二九底”、“上四七底”、“下四七底”等摄述惠州洪门传说、起事时间及其宗旨的《十二底诗》。如《一九底》云：“清连心家和兴洪顺天，常乐我情本姓洪结义。”《上四七底》云：“结骨盟心为兄弟，万姓同来共一宗，扶李相信守口胆，齐心协力讨江山。”《二九底》云：“结万和同李桃洪顺天，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门外号”、“门内号”之下，书写着：“洪英，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星出我亦出”字样。显然，这些都是根据早年流传的天地会起源传说文件制作的。当时，广东总督觉罗吉庆密奏朝廷时指出：惠州府博罗县陈烂屐四与归善县陈亚本并非“伙党”，他们系自行纠伙，惠州归善、博罗等县天地会即添弟会共有一、二万人，认为博罗县羊屎山地方，四面环山，地形险要，为会党藏匿之所。当时提督令惠州游击郑文照“率三百人前往，孑身逃归，乱遂成。”最后两广总督觉罗吉庆亲自“驰往剿捕，请调江西兵二千为助”，才把陈亚本、烂屐四为首的会党剿灭。
咸丰元年（1841），洪秀全率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受到太平天国运动深入发展的鼓舞，各地会党纷纷策划起义，以牵制清军，东江会党亦不甘落后。咸丰四年(1854)，永安（紫金）县天地会首领朱戴开秘密在永安、长乐、海丰、陆丰和归善等县发展会党数万人，在洋头寨聚众祭旗起义，响应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四年（1854）六月，东莞天地会首领何六等率众在东莞县石龙镇起义，揭开了广东省城附近天地会起义的序幕。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余人，拥有船六百余只。咸丰四年七月，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石湾附近的大雾冈发动起义，随即占领南海县属的佛山镇（今佛山市）。接着，李文茂、甘先、周春等在广州北郊的佛岭市、陈显良等在城东燕塘、林洸隆等在省河（珠江）南岸纷纷聚众起义，关巨和何博奋等也率领珠江船户起而响应，迅速形成了对广州的包围。起义者头裹红巾，或腰缠红带，自称“洪兵”或“红兵”。而起义规模之大，历时间之长，则是惠州翟火姑在东江会党支持下的一次起义。虽然这次起义遭到官兵剿重重击，死伤惨重，最终于咸丰七年三月失败，但却充分显示出东江会党的反清武装斗争威力。
同治元年（1862）八月，罗浮山道士、天地会首领黄金龙、黎梅石等到广州设天善堂太平会，聚众约期起事，事泄被杀；光绪十年(1884)2月21日，归善稔山“三点会”又聚众数千人抗拒官军，惠州协副将王荣武、参将范帮达带队前往查办，历战受伤均贾革职留营效力，知县邹之麟未能及早预防亦被撤职，至五月清军再调集重兵，水陆并进，才将“三点会”首领黄阿春擒杀，并抓获会徒1100多人、船13艘；光绪十一年(1885)，稔山会党首领陈某又据飞鼠岭，自封为皇帝，提督蔡耀派人率训练的县兵100余人前往围剿，再将其挫败；光绪十七年（1891）郑士良入主惠州天地会，倡义于归善白芒花等。东江会党前仆后继承的反清武装斗争，一直延续到清末。
[NextPage（三）会党在清末民初革命所起的作用]
（三）会党在清末民初革命所起的作用
至清末，由于农村经济的崩溃，广大农村农民和城镇下层民众生活困苦，因而促使更多劳苦大众参加会党，寻求依托，从中谋取生活出路。故辛亥革命前，是广东及惠州会党运动史上的全盛时期，到处山堂林立，聚散不时。他们的斗争活动既有反异族统治（反清）内容，又有明确的经济互助（劫富济贫）目标，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光绪年间张之洞督粤时明确指出：广东会党以惠州府境内为最多，高州、廉仲愕府次之，分别以香港、澳门、越南为隐藏活动的地点。而宣统年间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对光绪末年以来的广东会党作了进一步的描述：“盖别省之盗，不过劫财，粤东之盗，多属会匪，实有滋蔓难圆之忧。”袁树勋这几句，将东江会党与一般土匪作了区别，而1895年在广州爆发的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就是广东革命党人利用会党力量进行的，从此东江会党成为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重要力量。
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广州成立兴中会后，深感革命力量之薄弱，要反对强大的敌人，必须守寻求革命的支持者。为此，孙中山首先想到的是散布在南粤大地、带领下层民众反抗清朝地方官府统治的会党。他号召兴中会员把分散各地的会党下层民众织组起来，为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服务。实际上孙中山早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就学时，已与惠州会党首领郑士良交往甚密。后来孙中山谈起与郑士良这段交往时曰：“及交愈稔，始悉彼为三合会头目之一，于是赖以得知中国向来秘密结社者之内容，大得为予实行参考之资料。”同时孙中山曾表示，把推翻满清的武装起义放在广东，其主要根据是当时惠、嘉、潮三府“其人民十据八九已加入反清复明之会，其人亦最强悍，官府不敢追究之。”，“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
在孙中山视会党为同道，要求党内同志加紧对会党的整理指导的同时，会党中人也积极响应和参与革命党人组织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时任美洲洪门致公堂《大同报》主笔、惠州会党首领之一欧榘甲（淡水人）以“太平洋客”笔名撰文曰：“凡欲兴国强国者，必有会党，必赖会党，无会则无团体，无党则无主义。……故其国之无会党者，其民必散，必懦弱；国虽大必蹶，一蹶则不可复振。是故爱国之士，莫不以创会立党亟亟焉。”并鼓吹广东独立，脱离满清，发动海外会党加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撰文长达五六万言，颇受革命党欢迎。
1895年4月，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满清统治，在广州发动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会党首领郑士良等参与组织指挥，并负责联系广州、花县、英德等地会党。各地洪门三合会组识也积极响应，预备在重阳节参加举义。但在组织发动过程中，因运送枪械不慎泄露了机密，指挥者之一陆皓东被捕牺牲，从香港乘船来广州参与举义的40多名会党成员也一起被捕。为此，孙中山领着陈少白、郑士良等离开广州，避难香港。直至1900年，孙中山才成功地在惠州发动了三洲田起义（又称"庚子惠州之役"）。这次起义由会党充当主力，直接指挥者是兴中会会员，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惠州三洲田起义虽然败了，但却充分显示了会党的力量和反清作用，。
此后在多次革命军事行动中，各地会党都能舍身取义，前仆后继地积极参与，并发挥其作用，如丁未年（1907）潮州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以及戊申年（1908）云南河口起义等。其中惠州七女湖起义是在黄岗起义猝发后，由邓子瑜等集合部分会党，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年）6月2日在惠州七女湖发动的。邓子瑜是博罗麻陂乡丰门村人，归善、博罗等县三点会首领。他协助郑士良等人发动会党参与惠州三洲田起义失败后，改名“朱民”（寓意天地会明主朱洪竹子民）避居新加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3月赴香港再次策划惠州七女湖起义，并被推为革命军首领，起义旗帜上书“革命军都督朱令”字样。七女湖集起义失败后，邓子瑜再避居新加坡。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参加讨袁，被推为讨袁军东江别动队司令。后参加护法之役。1918年任广东海山盐场知事。数月后辞去知事职，参加讨伐莫荣新。1925年秋在惠州病逝。孙中山闻讯，电唁沉痛哀悼，并派人亲临祭奠，拨款安葬。
又如陈亚湘，紫金好义人，亦是东江会党首领之一。他自参加三洲田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1908年潜回惠州邀集旧部，继续与清兵作战。他与助手张陀在紫金蓝塘、古竹、好义、义容、凤安等地发展会员万余人，除地主土豪外，九成以上家庭都有人参加会党织织。他们竖地四方红旗，旗面写着“忠元帅”三个大字，声势非常浩大。陈亚湘率领他们组织汤坑起义、攻打古竹清兵、火烧蓝塘公局，声震东江两岸。清管带夏文熙被派往清剿时，曾向他的部下说：“参加洪门的人，在蓝塘、古竹、好义一带，我们不用看，随便抓去，总不会抓错人。”充分显示出清末东江会党之兴盛。
我国学者陈剑安在研究广东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时，认为“从1905年八月同盟会成立开始，到1911年11月广东独立为止，前后共六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革命党大力运动会党的阶段，也是广东会党在革命党策动下武装起事最多的阶段；后一阶段革命党虽然把活动的重心移向防营、新军，但并未放弃对会党的工作，会党的积极作用，仍然得到进一步发挥，广东独立正是在革命党人策动会党群众大起事的形势下促成的。”此说应该符合事实，对广东及东江会党在清末革命中所起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惠州三洲田和七女湖起义失败后，惠州会党仍然前仆后继，先后参加了广州新军起义、辛亥广州起义。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方首的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打响后，陈炯明、邓铿、王和顺、翁式亮等十余人陆续来到惠州，与各地会党和农民联合起来组织民军，经过一番激烈战斗，终于推翻清朝政府，惠州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NextPage（四）东江会党的衰落及会党文化对风俗文化的影响]
（四）东江会党的衰落及会党文化对风俗文化的影响
1911年11月广东独立后，各地会党随着各路民军蜂拥进入省城后，给城市生活带来混乱。特别是一些生活无着落的会党中人，为求生活而走打家劫舍、勒索富人以图温饱的老路，最终不为新生政权所容。掌权的革命党认为，满族的清皇朝已被推翻，革命宗旨已达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会党也就失去存在价值。为此，革命党以“捣乱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等罪名加诸会党，视为“匪类”加以剿灭。1912年3月，陈炯明以粤督名义武力消灭了王和顺“惠军”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致电陈炯明，嘉奖陈炯明“坚强不挠，办理尤合机宜；民害之除，社会之幸也。”孙中山这封电报，就是代表了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党对待会党的共同心理。日后孙中山在复蔡元培询问《国史前编》中，涉及到会党组织和及其作用的写法时，认为应将其另编为秘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由此观之，此时的孙中山已不视会党为同道。
1925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攻陷惠州城，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陈炯明到了香港，致力于将海外的会党组织改造成致公党。1926年2月，陈炯明将致公党的活动中心从三藩市移到香港，由于港英政府不准华人在港设立政治性的机构，因此以“致公俱乐部”名义登记注册。以杨坤如为主任、钟秀南副之，徐公整、陈天球、陈演生、俞华山、陈益廷、曾仲伟、黄伯群等为委员，共同推进党务事宜，拟订驻港支分部暂行章程，从事登记党员，半年之内陆续登记者十余万人。同时在澳门、广州湾、厦门等地设立支部，南洋吉隆坡、马六甲、芙蓉各埠，闻讯也纷请准设支部。如今海外的洪门会党，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公开合法的社团或政党，如美国的“洪门致公总堂”、加拿大的“洪门民治党”、菲律宾的“菲律宾洪门致公党”、澳大利亚的“澳洲洪门致公总堂”等，均是团结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纽带，成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东江会党在国内全面停止了活动。但尽管如此，会党活动所衍生的许多通俗文化内容及形式在民广泛流传，延续至今。其主要体现在活动仪式，兄弟结义，经济互助以及粗俗的暗号、暗语等方面。而东江两岸城乡盛行“做会”和举办各种“会节”，就是会党通俗文化流传的体现。地处东江两岸的许多城镇、乡村，清至民国都盛行各种各样做“会节”的活动。
如横沥墨园，每年农历元宵都要举办会节，其很多仪式、内容都具有浓厚清代东江会党活动的色彩。如：举办会节的日子是东江会党生辰日，主持人穿红衫红裤，口中念念有词，滴鸡血结盟，演戏游神，崇拜关公，以及会场楹联有“才兼文武英雄立志”与“振兴华夏义勇忠心”字样等，与清代会党结盟没有二样。特别是整个活动以崇拜关公为主题,虽然不敢说是会党结盟所专有，但也八九不离十。东江会党发源地福建云霄县高溪庙，是郑成功部将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识开五人效法桃园结义，滴血盟誓的地方。其中二房方大洪赴广东惠州，打红旗绿带挂，为金兰郡，洪顺堂。恰好方大洪排行第二，类似挑园三结义中排行第二的关公，而关公最为忠义，故东江会党后来崇拜关公作为“忠义之神”。
又如入清前，郡人抬着游街的神是“东岳神”，供奉“东岳神”的庙为东岳庙（故址在今准提阁），集会名称为“庙会”。入清后受东江会党文化影响，逐步发生流变，从供奉“东岳神”变为供奉“关帝”。考其原因，是会党作为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其成员基本上过着分散的生活，彼此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很少发生联系。为了维系其内部团结，增强其内部的凝聚力，必须以“桃园三结义”作为楷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为忠义弟兄。而关公，就是会党的“忠义”伦理最理想偶象。如在归善县城，邑人抬着游街的神为“关帝”，供奉关帝的庙为“关帝庙”（故址在白鹤峰下），集会名称为“关帝会”。直到民国，每逢阴历二月底至三月初，很多武林人士都会集结白鹤峰下关帝庙举办会节，演戏、比武、结盟。这种风俗文化也发展到港澳和东南亚，如香港的警察和一些工商业的东主都崇拜关公，供其神像，为“忠义之神”，这都与“会党”文化影响关系密切。
在经济互助方面，入清后至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东江两岸城乡广泛流行的“做会”，就是会党文化衍生的一种经济互助活动。其主要内容就是由某人牵头（亦叫“会头”），邀约若干人聚合一起确认参会人数，约定每人每月应缴会钱（旧时也有用稻谷的）数量，由会头遂月集中收取。第一个月的会钱一般由会头收取和使用，并由他作东请全体会员饱食一餐。然后用抽签方式确定会员领取会钱的时间（月份）。如某位会员急需钱使用，但又没有轮到其领会钱时，可内部协助解决。直到每个参会者都取用过一个月的会钱后，该“会”的周期就告结束，再由会头重新“做会”。另外农村还有按需要所做的“妇女会”、“老人会”等。如“老人会”，家里有老人的一般都会参加。参加“老人会”的家庭，按规定缴交每份钱（谷），随后谁家的老人死了，就把会钱交给谁家使用，并到他家去帮助料理丧事。这种“做会”形式多在春节期间进行，周期一般定为一年。
惠州古城是东江流域的商品集散地，而东江又是会党活动的黄金水道，故会党文化衍生的经济互助的“做会”活动，在惠州商界中也非常盛行。民国时期至建国初年在东江古商埠惠州风行的商业做会形式，与农村做会的形式大同小异。参加做会的人群，一般都是大大小小的生意人，他们根据自己各个时期融资做生意的需要，来作为请会者或被请者。但也有一部分居民，他们并非商家，但也可以通过入会融资筹办大事、如婚嫁，丧事、建屋宅等。惠州民俗专家林慧文先生认为，惠州这种商业“做会”活动，构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东江旧商埠的商业民俗。这种商业民俗，民国时期盛行成风，即便到了今日的崭新社会形态中，都还依可领略其中一点遗韵。
除此之外，由于会党是一种秘密的非法组织，不能在社会公开活动，于是创造了各种暗号和暗语，作为会党之间的联络手段。一个会党成员走到一个陌生地方，只要使用会党内部的暗号，就可以与这个地方的会党联系上。据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记载，如外地会党船入东江，与地方会党相会时，就会使用暗语问：“船头何人在此？”答：“艄公在此。”问：“船尾何人在此？”答：“艄婆在此。”问：“艄公何处人氏？姓甚名谁？生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答：“艄公乃系福建厦门大忠堂人氏，姓陶名德泰，生于甲寅年正月十五日子时。”问：“艄婆呢？”答：“艄婆乃广东惠州府海棠县，姓蒋名柳青，生于甲寅年八月二十五日午时。”就这样经过一连串的问答，双方确定是同党，以后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对于会党内部使用的暗语，多以粗俗之言表之。如称官府曰“对头”；称会长曰“大佬”；称杀人曰“洗身”；称洗澡曰“冲凉”；称食曰“哽”等，这些暗语至今还在惠州方言中使用。（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