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考古部门在博罗城区以北约3公里处的横岭山，挖掘出300余座先秦前古墓，考古专家认为这是广东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先秦古墓群。2003年10月，在龙川县城东南约20公里的登云镇，又惊现一个大面积的古墓群，经省文物专家鉴定，亦是西周至春秋的古墓群。惠州及东江流域这两个重大考古发现，一个古书记载的“缚娄国”呼之欲出。如果缚娄古国真的存在，那么它的国都在那里？它的文明程度如何？民情风俗如何？他们生产了什么？它什么时候衰落？为什么会衰落？所有这一切都给后人留下一个个难解之谜。为此，笔者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探索这个失落在历史迷雾中的缚罗古国。
一、先秦前惠州不属九州封域
《禹贡》九州，入晋后大多数史书皆云岭南和惠州地区属古扬州。如《晋书．地理志》曰岭南交、广两州属“禹贡扬之域”；接着南北朝宋．裴骃注解《史记．尉佗传》“秦并天下，略定扬越”中“扬越”一名曰：“张晏曰扬州之南越也。”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接着又曰：“夏禹九州，本属扬州，故云扬越。”清．光绪《惠州府志．沿革》中又跟着曰：“惠州府，禹贡扬州南境，秦属南海郡地，汉属南海郡博罗县…”。就这样以讹传讹，最后把惠州先秦前地域归属古扬州定了型。
实际上，岭南及惠州地区先秦前不属九州封域之内。在《夏书．禹贡》中，荆州的区域范围是北起湖北荆山，南至湖南衡山；扬州的区域范围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早在1200年，唐朝著名历史学家杜佑所撰《通典．州郡》中曰：“扬州北据淮，东南距海”，具体位置是从淮南、东南沿海，至广东潮汕地区。按近代地理划分，大庾岭经江西龙南，至安远折向南行，接广东兴宁、五华，趋海丰入海，隔潮、闽于东，属古扬州地域；而惠州及岭南地区在大庾岭南支以西，不属古扬州地域。杜佑在《通典．州郡》中还指出：“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於海，并是禹贡扬州之地。按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皆不及五岭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封域，则以隣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斯不然矣，此则近史之误也。”
对于《史记．尉佗传》中“扬越”一名，最早出自《吕氏春秋》。在先秦吕不韦所撰《吕氏春秋．有始览》中曰：“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前古扬州、古荆州，即春秋战国的越国和楚国，故后来称扬州为“扬越”，荆州为“荆楚”。在《史记．楚世家》中也有一段记述：
“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这里记述熊渠伐“扬越”是公元前900年前的事，那时“扬州之南越”尚未立国。后来秦始皇“略定扬越”，虽然包括周显王三十二年（公元前337年）楚威王伐越，越国灭亡后其王室后裔纷纷南逃，相继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立国为东越、西越、南越、闽越、瓯越、骆越等史称“百越”，但也不能把“扬越”一名解释为“扬州之南越”，或“本属扬州，故云扬越”，把客藉“扬越”人和岭南地域归属混为一谈。
综以上所述，岭南及惠州地区《禹贡》不入、《职方》不书，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理由认为先秦前惠州是缚娄古国属土。
二、据考古发现，缚娄古国文明已与中原同步
博罗横岭山的古墓群，占地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挖掘出先秦以前古墓300余座，出土了大量的精美陶器、原始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铁器等。特别是出土的铜甬钟和青铜鼎，反映出“钟鸣鼎食”的贵族气象，说明这里存在过一个古国。另一个有力证据是墓葬群以等级地位排列得很整齐，贵族墓区基本在山腰以上和山脊，大件青铜器主要在那里出土；而平民墓葬基本是在山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先人生活在一个相当完整的社会组织中，并且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1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黄景略先生认为：从时代分期论，横岭山出土的文物极少数是商代，多数是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2500至3000年。从出土的陶器来看，博罗以至广东，先秦时期的生产发展水平与长江中下游一脉相承。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两个随葬的编钟，其形态与中原出土的大致类似，这表明先秦时期广东与中原之间的密切联系。但编钟上的花纹又与中原出土的明显不同，这说明广东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广东著名考古专家麦英豪先生认为：横岭山墓葬的规格都不相同，表明缚娄国已有阶级分化；而墓葬群如此巨大，从随葬品有水晶、青铜器、古矛等来看，可能是贵族墓。此外，墓葬群周围一般都会有大规模的居住区，由此推测，缚娄国的国都可能就在附近。对于墓葬中出土了一个青铜锛，北大考古系李伯谦教授认为：这是南方独有的青铜器，这表明在西周时期，南方有一些地区具备制造青铜器的能力，当时南方生产力发展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3
在此之前，省考古部门在博罗银岗、梅花墩，惠城区官桥瓦窑岭，以及增城西瓜岭、龙川登云镇等地先后出土的先秦窑址和陶片，共同形成了东江流域的龙窑群。特别是博罗银岗发现的一处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的先秦制陶工场，经省考古工作人员三次正式挖掘，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器、青铜斧、青铜矛、铁器农具等大批文物。其中位于松毛岭西坡的四座战国时期龙窑，出土了岭南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筒瓦、瓦当等，是这次考古挖掘中的最大收获，为全面、系统、多角度复原春秋战国时期东江流域陶器手工业生产状况及相应的社会面貌、经济形态奠定基础。
博罗横岭山的考古发现，连同1954年在惠东梁化出土的青铜鼎、1973年在铁场苏屋岗和1985年在公庄出土编钟等，除了显示出东江流域“钟鸣鼎食”的贵族气象外，近年在香港、粤东一些地方出土的多件与博罗银岗窑址同一类形文物，考古专家认为东江流域可能是南方陶器的发源地；认为博罗银岗挖掘出那么大型的龙窑群，加上其它地方挖掘出的窑址所共同生产出来的陶器，需要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来消费。东江流域这一系列考古发现和专家论证，从而说明禹贡九州之外的岭南，确实存在一个缚娄古国，它的文明已与中原同步。
三、据史书记载，缚娄古国是汉置傅罗县前身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平定南越宰相吕嘉谋反后，在南海郡置傅罗县。此后700多年来，除《宋书．州郡志》说博罗两汉时称“傅罗”，两晋后始称“博罗”外，不见史学家对“博罗”一名作具体解释。入唐后，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博罗县时才曰：“有罗浮山自会稽浮往博罗山，故置博罗县。”4考罗浮山“浮来”之说，雏形出自《史记，封禅书》，说勃海有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輙引去，终莫能至。”这段论述没有说山从何处“浮来”，“博”在何处；至南北朝，刘宋谢灵运在《罗浮山赋》中曰：“洞经所载罗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连罗浮……。”“茅山”即会稽，谢灵运首先将会稽和罗浮山连在一起；入唐后又演变成“有罗浮山自会稽浮往博罗山，故置博罗县”，并将博罗的“博”字作动词解。入清后，著名学者屈大均更进一步说：“秦置博罗县……秦始皇尝使人入海求三神山，未能至。以其一峰澌来，傅于罗山，因以博罗名之。”5屈大均一时失考，不知博罗县是汉朝所置，故此论也只能当作一种神话。正如曾焕章、张友仁先生在民国版《博罗县志》附录中所曰：“读《罗浮志》者，见满纸神仙之说，令人飘飘欲仙，实皆道士之谎言也！”
根据史书记载和近年考古发现，西汉以博罗名县，应与先秦以前东江流域存在的缚娄古国有关。
晋．王嘉在《拾遗记》中曰：“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善能机巧变化，异形改服…缀金玉毛羽为衣裳。…口中生人，备百乐之戏，宛转屈曲于指掌间。乐府皆传此伎，至末代犹学焉。得粗忘精，代代不绝，故俗谓之婆猴技；则扶娄之音，讹替至今。”
《吕氏春秋．恃君览》中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以上二则记述，《拾遗记》称“扶娄”，《呂氏春秋》称“缚娄”，应为同一个地方小国（第一字发音一样，只有声调差别）。据上海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记载，“缚娄”在今博罗县北面，“阳禺”在今阳山县东南。也就是说，岭南及惠州先民早在周朝时期，就开始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岭南及惠州地区的原始魔术杂耍“婆猴伎”传入中原后，“得粗忘精，代代相传”，发展到汉朝成为乐府的一个戏种。
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王利器先生在《吕氏春秋注疏》中论及“缚娄”时曰：“余以为当即晋王嘉《拾遗记》之扶娄……。缚娄之为扶娄，亦即王嘉之讹替也。”又曰：“《汉书．地理志》南海郡有博罗，当即扶娄；扶、博、娄、罗，并一声之转也。”王利器先生此论进一步说明，周朝的扶娄、战国的缚娄、以及两汉的傅罗、三国的博罗，是同一个地方，是“博罗”一名的历史沿袭。古越无使用文字记载，信息传递主要靠地方语言，而岭南及惠州古方言被称为“鸲鹆”方言（即八哥鸟的声音）；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但重译后用文字表达，就会出现文字差异，如：缚娄的“缚”字与傅罗的“傅”字，文字虽有差异，但普通话的读音一样；同样地缚娄的“缚”字和博罗的“博”字，文字虽有差异，而惠州话的读音也是一样，这就是晋．王嘉所说的“讹替”，以及王利器先生所说的“一声之转”。
根据以上史书记载和专家论述，有理由认为晋．王嘉所说的“婆猴伎”，就是“罗浮伎”；“婆猴”是“罗浮”的转音。7据《太平广记．轩辕先生》一文记载，唐朝会昌年间，隐居罗浮山白云洞的道士轩辕集（一说是惠州人），就会耍婆猴伎。如：他有分身术，一日可赴百家之宴；与人饮酒，从袖中拿出洒壶，即使高朋满座，倾之弥日不竭；病者求医，用布拭之应手而愈；在京归罗浮途中，取出随身小布袋，探取袋中铜钱施贫者，一路行一路施，约数十万而不竭，时人惊之，称他为“轩辕先生”。
在《史记．南海尉佗列传》中，说到秦置龙川县时有二则注解，其中一则是唐．颜师古引用南北朝刘宋裴骃《广州记》云：“（龙川）本博罗县东乡，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东泉，因以为号。”也就是说，龙川县原是缚娄国的东乡。8如按这样推测，缚娄古国的管治范围应是西起博罗县，东至龙川县的东江流域两岸以及两岸延伸的一些地方，这与分别在博罗横岭山、龙川登云镇及东江流域的考古发现相符。
四、惠州方言是缚娄古国的“国语”
先秦岭南俚獠混杂，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9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和推进民族文化融合，秦始皇曾将中原人民迁来岭南，与土著人杂居。据唐代循州进士韦昌明为龙川越王井作记时曰：“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与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10也就是说，秦始皇时迁来岭南的中县人大多居住在桂林、象郡及南海郡西部，到南海郡东部东江流域很少，龙川县治仅有四家，其它地方更是凤毛麟角。秦末汉初，赵佗又在岭南称王，“绝新道以待诸侯变”，闭关锁国近百年，故秦汉时外地语言对惠州古方言影响很微。
对于秦汉时期惠州古方言的音韵特点如何？因年代久远和缺乏文字记录，己无可考。但入唐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中书舍人崔沆因其从妹夫告发郭淑妃弟阴事，被拖累贬为循州司马来到惠州后，因不懂惠州土话，“时循人稀可与言者”，11无法与本地人沟通，整天闷在贬所。入宋后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贬来惠州，也深受语言障碍之苦。跟随他来惠州的儿子苏过为此写了二首反映听不懂惠州方言的诗，其中有几句曰：“茅茨谁氏居，鸡鸣隔林丘；…但苦鴃舌谈，尔汝不相酬。”；12“未著绝交书，已叹交游绝；门前空罗雀，巷语纷鴃舌。”13也就是说苏轼父子来到惠州，尽管左邻右舍“巷语纷鴃舌”，非常热闹，但苏轼父子因不懂“南蛮鴃舌”的惠州方言，无法与惠州父老“相酬”交往，自家门前空可罗雀。从以上事例说明，早在客家语系形成之前，惠州已通行一种独特的，难听、难懂、又难学的本地方言。
入清后，身为客家人的和平县进士徐旭曾，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主讲惠州丰湖书院，在论述客家方言与惠州方言的差别时曰：“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风俗语言，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土与客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千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14徐旭曾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论述客家问题的学者，他早在190多年前已把客家方言和惠州方言分开，不能等同而论。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都认为，历史上北方汉族在不同时期南迁广东的不同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由此产生了三大语系。而惠州地区及东江流域被简单地归属客家民系和客家语系，违背了徐旭曾原意，否认了历史上的土客关系，这是很值得商榷的。惠州方言大体只集中在东江流域的归善、博罗、河源、龙川四县城区及其附近农村通行，著名语言学家、南开大学刘叔新教授称其为“惠河语系”（即以惠州、河源为中心一种语系）。15除此之外，最也没有其它通行惠州方言的民系。而东江流域这四个县，恰恰是缚娄古国的所在地，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有一些研究广东语言的学者，在考证客家语系和潮汕语系的来龙去脉时，条理清昕；而论及广州语系和惠州语系的来龙去脉时，却观点含糊，难圆其说。就历史地理学的观点而言，既然广东在先秦时期的北江流域和东江流域分别有阳禺、缚娄两个古国，就应该有两个古民系，两种古语系。说明白一点，我们有理由认为惠州方言是缚娄古国的“国语”，广州方言是阳禺古国的“国语”，广州话和惠州话才是广东语言的正宗。这是研究广东语言学者所忽略的一个问题。
五、缚娄古国是被秦将赵佗平定东江流域所灭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实现“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的大中国宏图伟业；16“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掠取岭南珍宝财物，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与越人战，“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17尉屠睢被杀后，秦始皇再派军队增援，分别由任嚣、赵佗统领，才扭转局势，平定北江流域，咸会番禺。接着赵佗又率领一支部队循龙江（东江古称）而上，乘胜向东江流域进军。
赵佗率军进入东江，遇到缚娄古国土著人的强烈抵抗，屯兵梁化，等待援军；18接着又兵败古竹，被困在一个小山上。19最后赵佗镇压了东江两岸土著人的抵抗，直达龙川。根据这个历史过程，可以说缚娄古国是被赵佗所灭。有专家认为，横岭山先秦古墓群“由于所有墓葬都齐刷刷朝东排列，有可能是当年与秦军作战阵亡士兵的墓葬。”20
秦始皇略定扬越，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其时岭南地广人稀，南海郡在大庾岭、骑田岭以南，西起珠江三角洲，东至粤闽边界，并在东、北江下游置番禺县，在东江上游置龙川县，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加上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也象中原一样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等文化统一政策，从政治、经济、及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推进民族的文化融合。就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江文明”在历史迷雾中消亡了。
秦灭亡缚娄古国后，设县于龙川而不设县于傅罗，主要是潮汕地区归属南海郡后版图比缚娄古国大，加上龙川地处惠、潮两州分水岭，西北可顺东江而下控制东江两岸，直达南海郡城；东南可顺韩江而下控制潮汕地区，进入福建，战略地位十今分重要。赵佗“初抵达老隆，设营寨顶，指挥设防部署，得川安谧后随之开邑龙川（龙城），建筑城池，以龙川令侯霸业自主。”21今老隆寨顶古堡残垣仍隐约可见，相传是南越王赵佗营寨处。
赵佗（及其后人）在南越当政历五世共九十三年，历史褒贬不一。汉高祖派陆贾逾岭按抚赵佗归汉，在诏书中曾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肯定，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徏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22但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却持相反意见，他曰：“夫使南越之不得早为中邦，渐被圣化，至汉兴七十有余载，始入版图，佗诚越之罪人也。”
23汉高祖是安抚赵佗归汉，对他的褒扬不可全信，而屈大均之言却有一定道理。赵佗效力秦皇朝，不但消灭了缚娄古国，也毁灭了古老的东江文明；入汉之初又割据称王，受到汉皇朝的经济制裁：“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24直至汉兴七十余载，南越宰相吕嘉谋反，汉武帝举兵平乱，惠州及东江流域始入汉朝版图。而恰恰这七十年，中原经历了“文景之治”（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治理下），汉皇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文明情度空前提高。而岭南在赵佗及其子孙统治下，错过了“文景之治”大好机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停滞不前，拉开了岭南与中原文明的差距，从这方面说，“佗诚越之罪人也”！
六、灿烂的“东江文明”将重现世人面前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部门先后在博罗葫芦岭、苏屋冈、黄巢墩、惠州城区三栋瓦窑岭、西枝江古渡头下及龙川登云镇等地，先后发现了大量贝壳、陶片及远古先民使用的石器，其中葫芦岭贝丘中贝壳层厚达85厘米。出土的石器品种繁多，有石斧、石锛、石矛、石锄、石戈等，从而证实了早在新、旧石器时期，惠州及东江流域远古居民就在这块土地休养和生息。特别是2002年八、九月间，在惠州城区西枝江古渡头下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晚期的磨光石器，品种有石斧、石锄、石凿、石锛、石杵、石匕首（柄）及雕刻有山鸡、鯉魚图案的石玦等，这些石器石质坚硬，有深灰和浅灰两种颜色。石凿和石杵除通体磨光、保持完好外，凌角线条清晰，柄部磨制呈流线型，手握舒适自然，制造枝术很高。面部刻有山鸡、底部刻有鲤鱼图案的石玦，笔法古朴，线条粗犷，反映了惠州及东江流域远古居民的漁猎文化。
近年博罗横岭山和龙川登云镇古墓群出土的丰富文物，又重现了惠州及东江流域先秦以前的古国、古文化风貌，其重大意义在于证实了惠州及东江流域象中原一样，经历了新、旧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并非历史书籍通常说的，岭南在先秦以前只是一片“瘴疠之地”；更不是有些学者所说，历史上中原人几次向岭南大迁徙，带来了客家文化，惠州及东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才发展起来。1933年，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一封信中曰：“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不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25中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也曾经指出：“广东、广西的东江、西江，都有这种古城、古国的大遗址。”26近代这两个国家级的大师，早就预言在岭南及东江流域，酝藏着沉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待后人进行挖掘。
就世界而言，中国的黄河、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印度河，以及两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孕育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在中国，仅有黄河、长江文明而缺少珠江文明，这种文明是不完整的。郭沫若先生在1926年发表的《我来广东的愿望》一文指出：“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27东江归属珠江流域，是惠州的母亲河；她孕育了缚娄古国，也孕育了东江文明。黄帝和炎帝是黄河、长江文化始祖，这是众所周知的，而珠江文化始祖是谁呢？看来要从东、北两江流域中寻找。
古云：“无水不东流”。道教认为最贵是“逆水”，称其为“仙源福地”。而东江恰恰是一条由东往西流的“逆水”，神仙的传说很多，包括有山自会稽浮来，傅罗山，遂为罗浮山；以及有仙人骑木鹅至此，开埠鹅城等。现在惠州及东江两岸这块“仙源福地”还埋藏着令人震惊的文物吗？这也许是一个难解之谜。如果有一天，在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把缚娄古国的国都遗址和制造青铜器的石范挖掘出来，一个灿烂的“东江文明”将喷射而出，我国的历史将会改写，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惠州将以沉厚的历史文化丰姿展现在世人面前！
注释：
1．据《羊城晚报》2000年6月5日报道
2、3．《广州日报》2000年6月5日报道
4．《后汉书．郡州志》
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山语》
6．《史记．五帝本纪》曰：“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故阳禺、缚娄被称为“驩兜”之国。
7．“罗浮”一名，始自汉．陆贾逾岭安抚赵佗时撰写的《南越记》一书，而“婆猴”一名也始自汉．乐府婆猴伎，两者同在汉朝出现。按此推论，罗浮山应是“缚娄山”及“婆猴山”转音。
8．裴駰是南北朝的著名历史学家，他不会不知道博罗县的设立比龙川县后103年；因此他所说的“博罗”应作“缚娄”解，而“县”字疑为后人所加。
9．《后汉书．南蛮传》
10．《全唐文》卷八百一十六
1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12．宋．苏过《次陶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
13．宋．苏过《赠王子直》
14．清．徐旭曾《丰湖杂记》，载和平徐氏家谱
15．今博罗、惠阳、河源、龙川及惠城区的惠州话都有一些差别，当地人认为“近山者刚而直，近水者清而婉”。
1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17．汉．刘安《淮南子．人间训》），
18．入汉后汉武帝元鼎六年置傅罗县，梁化屯为县治。张友仁先生在《博罗县志》卷一按语曰：“梁化屯，屯是驻兵地；又当为陆梁归化（始皇）之义。”
19．今紫金县古竹镇靠近东江边有一座小山，地势险峻；该小山山顶有几亩平地和一口清泉，传说赵佗当年平讨东江两岸时，曾被土著人打败，困在这个小山上。他令龙川后，应南海尉任嚣之召下南海，顺道又凭吊了这个小山。后来他当了南越王，此山遂称“越王山”。
20，26．据香港《商报．南越新闻》2000年6月6日报道
21．黄勋著《南越王赵佗龙川老隆行辕考》，载《龙川县志》
22．《汉书．高帝纪》
23．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
24．《汉书．南粤传》
25．27．据《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2年5月9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