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无理攻击
6月间，叶挺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赶到苏联莫斯科去。在莫斯科，他结合自己在广州起义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认为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很难取得彻底胜利的。对在起义举行后，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不能死守广州，而应及时撤离，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一问题，叶挺在报告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广州暴动委员会”，对广州起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大会上，叶挺的报告受到了米夫、王明(陈绍禹)集团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叶挺所写的报告，更没有认真听取叶挺的申明，仅凭个人主观臆测，就无理斥骂和攻击叶挺，毫无根据地斥责他“政治动摇”。在王明一伙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睬叶挺。
当时，莫斯科东方大学打算邀请叶挺前往作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马上进行干预，不让叶挺去作报告。广州起义时，王明根本不在场，但他却把自己装扮成广州起义问题“权威”的样子，主观武断地编造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广东暴动纪实》，毫无根据地攻击叶挺“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责骂叶挺“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极怠工”，等等。这篇文章特别对叶挺在起义中提出的及时将起义部队转移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进行了荒唐的批判。
对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无理指责，叶挺感到极其的苦闷和彷徨，国内暂时是不能回去了，南京政府还在通缉他这个“反叛要犯”。不要说是内地，即便是澳门、香港那些地方也无法安身，况且回到那里也无事可做。大革命失败之后，不少有志之士前往欧洲考察，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叶挺决定步他们的后尘。下了这个决心以后，他便独自离开莫斯科，离开党组织，开始了艰苦漫长的漂泊生活。他的第一站选择了自己年少时就梦想要去的地方———德国。从此，叶挺在海外度过了十载的流亡生活。
关于这次出走，叶挺在抗战时期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的遗憾”。1946年他重新加入共产党时也说过：“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
后来，叶挺曾一再抱着自我批判的态度向别人谈起脱党这件事情的教训：“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干革命不容易的。革命路上，随时都会碰上艰难危险，会有挫折和失败，但是，要干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刀放在脖颈子上，也要把革命继续干下去！”
但是，实践证明，当时对于叶挺的无情指责与打击，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后来曾就此强调指出：“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