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三公”消费，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平心而论，目前对于大部分为官者而言，如果全靠他们那份工资来维持家计，有些恐怕连最基的日常生活开支都成问题，不要说供房买车了。现在不是老毛均穷的时代，两极严重分化，有钱人多的是。因此要他们一直在穷困中安于本份的工作，忠于职守，有奉献的精神是很不现实的。起码在目前这个阶段，要杜绝贪污受贿现象几乎是不可能。因为高薪养廉的前提之一是精兵简政，但如果象以前处理工厂的工人一样，让大部分人浮于事挤在政府机构吃皇粮的人全都下岗，那势必会导致失业率陡增，使这个本来已矛盾重重的社会增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这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无疑是个最大的威胁。有些事情不是说要改变就能改变的，这要有一个客观上许可的条件。目前要有效地遏制贪污受贿行为，除非你采用以前老毛那套搞阶级斗争的做法，或者不惜从制度上来个根本性的变革。否则，难矣！走改良的路，还长着呢。

　　然而，“三公”消费，是否也象贪污受贿一样，目前难于根绝呢？我看，未必。我认为，“三公”消费，即使在目前的体制框架内，高层只要痛下决心，起码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因为“三公”消费并非生存因素势所使然,生活的必需。不参与“三公”消费，无论何人，都不会对其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有任何的影响。我有时也接受一官半职的朋友之邀，进出于星级酒店宾馆，多则几千，少则几百，一次公款消费下来，往往就用去了一般工薪阶层人士一个月的工资或一个月的伙食费用。但无论是请客的，还是被请的，大家都有同感，吃下去的洋酒佳肴并不比在家里清淡的饭菜对身体更有好处。我几乎每上一次酒楼肚子都会有一两天不舒服。由于挥霍的不是自己的血汗钱，请客方都很“大方”，菜色点了一盘又一盘，离席时很多吃不上一半，甚至连动都没动的也是常事。但对于这样的一种方式的浪费，却没人表现出内疚，不知是习以为常还是麻木了。数年前，据来自中央党校公开的有关资料表明，仅公车、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就花掉了9000个亿，近当时全国全年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听来令人咋舌。殊不知，“三公”消费，老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谁能容忍这类貌似合理合法的腐败现象？当人们经常看到那帮“人民公朴”大肆挥霍公款吃喝玩乐的时候，什么“三个代表”，什么政府的公信力，全都荡然无存了！

　　据说新加坡公务接待请客吃饭，除行东道主之礼的主人可作限量报销外，凡超出规定限量的部份自掏腰包，至于陪客，全部自费，一分一毫也不能报销。试想，有了这样的硬性规定，还有谁愿意去充当“食客”呢？我们不期望人们的良心发现与道德的自律，而是期望切实可行的民主监督与法制。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所指出的：“三公”消费是财政预算公开中百姓最关心内容，如何确保“三公”消费的预算公开不流于形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制度上的保障，要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制订相应的法律条文，对不如实公开“三公”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想，惟如此，“三公”消费才有可能得以杜绝。

　　反腐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也是一项很具阶段性的工作，凡事都要从具体的较容易的问题入手，其实，要控制“三公”消费，在制度的设计上和可操作性方面并非有太高的难度。只要我们借鉴外国或我国港台地区现有的成功经验就能卓见成效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果连“三公”消费这类公开的相对较易于接受监督的腐败都不能得到应有遏制，屡禁不止，一点法门都没有，却成天在大谈如何要根绝处于暗箱操作的贪污受贿，那难道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