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8月23日对壶园来说意义非凡。那一天，它以原惠阳县文物保护单位的身份，跻身我市63处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之中。
然而，时隔两年多的今天，壶园并没有摆脱濒临坍塌的尴尬。作为“铁笔御史”邓承修的故居，它在时间洪流的冲刷下，很无奈地选择了一条落败之路。
与2004年的那个夏日相比，2002年的那个冬日对这位惠阳名人来说更显得重要。他的后人自发举办了邓承修逝世110周年的民间纪念活动。同日，多年来湮没在草莽之中的邓承修墓被修葺一新，一场挽救邓承修“铁汉”精神的民间活动在悄然进行。
风雨飘摇的壶园
若没有向导或者一把勤问路的嘴，外人根本不可能找到位于惠阳区淡水老街上拔子园20号的壶园。而一旦你站在它的面前，镶在石匾上的“壶园”两字，就会让你强烈地意识到木门背后的深邃文化。
白天的壶园从不闭门谢客，顺着几块尚存的青石板石阶进入壶园，一个类似北京四合院的庭院就映入眼帘。作为同治、光绪两朝历任监察御史、鸿胪寺卿等显赫官职的邓承修的官宅，壶园没有富丽堂皇的格局，倒是显得朴素而精致。
大院两边有连接南北建筑的抄手廊（突出墙外的门斗、有顶盖和柱子的走廊），北抄手廊中间则有一座造型古朴典雅，但三面被红砖砌牢的凉亭，据说是当年停放花轿之处。大门右侧的南抄手廊，则坍塌得一塌糊涂，还未化为乌有的其余部分，仅仅依靠一根四方木棍支撑着。
“真怕下雨刮风的时候，连这点也没了。”刘斐聪说。
刘斐聪是邓承修的曾外孙，上世纪80年代就从梅州兴宁搬到壶园居住。他的母亲邓信芳，是邓承修的孙字辈中唯一一个还在世的。作为邓承修后人，刘斐聪自豪的表情始终写在脸上。
年轻时和泥水打过交道的刘斐聪对壶园的建筑工艺颇为了解，尽管他对清末时期建筑风格的了解谈不上专业，但是也介绍得头头是道。他尤其佩服故居中依然保存完好的青砖墙，“墙面的水平线非常精确，现在的工人很难做到这点”。
据公布在互联网上的资料，壶园整座建筑保存了大量的艺术构件：有多种几何图案及花草纹的挂落、横披；刻有花草图案的挑檐梁、栱及刻成近似菱形的斗、栩栩如生的木狮子。封檐板纹饰丰富精细，有蝙蝠、八宝、梅兰菊竹……等等这些，都佐证了壶园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然而，这更让今年已经51岁的刘斐聪感到无奈，因为眼看着壶园的日益衰败，随之而来的失落感只能是更加强烈。“好好的一个院子啊！”
邓承修最后的孙女
事实上，壶园至今仍居住着邓承修的直系后人，是出乎记者的意料的。
壶园分南北两部分建筑，北面是两层高的楼房，早在多年前就租给了外人，成了一家河粉制造作坊的“杂物间”；南面则是一座三开间的平房。邓信芳就住在南面的平房里。
自邓信芳的哥哥在今年4月去世后，年高84岁的她就成为邓承修仍在世的孙字辈中的唯一一个。另外出乎记者意料的是，邓信芳有着出众的气质，清晰的谈吐和炯炯的目光，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她钻出母腹时她的爷爷邓承修早就仙去，但这并不妨碍她继承邓氏的高风亮节。
关于壶园的最早记忆，即便连邓信芳也难以完整述说。成年后外嫁到梅州兴宁的老人只能给记者一些片断性的印象，与如今相比，半个世纪前的壶园无疑较为完整：门口有种着鸡冠花的花圃，院子里除了六角花池，还有邓承修亲自指定种下的葵树。壶园周围，则是一畦畦菜地，这与今天不得不蜷缩在一栋栋钢筋水泥楼房之中的现实相比较，俨然是天壤之别。
邓信芳告诉记者一段鲜为人知且未经考证的典故：相传邓承修做了大官后，才遣资回乡建宅，当政的慈溪太后虑及他洋务上的功勋，特派专人为他设计建筑图纸，故壶园延续了北京四合院的建筑风格。然而，告老回乡之后的邓承修并没有在壶园住上较长的日子，而是隐居惠州西湖百花洲“镜芙轩”。即便是创办崇雅书院这样的大事，壶园也难得接待主人一次。
由此可见，到了今天的残垣断瓦，建于19世纪中叶的壶园至今已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在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壶园慢慢走上了一条众多老宅殊途同归的落败之路。
一次影响深刻的拜祭
2002年，一次纪念邓承修逝世110周年的民间活动在淡水举行。邓氏后人齐集一堂，为继承和发扬邓承修的“铁汉”精神纷纷献策。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甚至不远千里前往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收集了记载邓承修事迹的史料，并借助一次宗亲扫墓活动，录制了一张宣传邓承修的资料光盘。
按照刘斐聪的说法，以此来教育邓氏后人，意义深远。
记者有幸和邓信芳老人共同观看了这张光盘。尽管她近4年来不知反复看了多少次，但一脸的虔诚让记者不得不肃穆起来。看着老老少少的邓氏后人在邓承修墓前烧香拜祭，听着音响里传出来的真情解说。这一刻，邓承修离我们很近很近。
踏出壶园的大门已是黄昏时分，当记者的足迹再次踩在清爽有韵的石阶上，目光最终还是落在了大门右侧的一块斑驳的牌匾上，那是1993年颁给壶园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牌匾，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按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准，文化遗产必须定期维护，且保存完好率需达到95％以上。由此可见，保护壶园刻不容缓。
我忍不住伸手去抚摸，去触及那段未被遗忘的历史，手指就浑如搭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管上，隐隐感到古文化那永不衰竭的心跳。
探访邓承修墓：陪葬品连戒指都没有一枚
说起邓承修墓，相信较之壶园，更加鲜为人知。
与壶园一起纳入惠州市第五批文物保护的邓承修墓，位于淡水街道新桥村板子坪养公坑。若不是建设中的惠澳铁路在旁经过，这个静静守着风田水库的小山头，将更加人烟罕至。
被草莽淹没的功名碑
为了能让记者顺利找到邓承修墓，刘斐聪特地叫上了邓氏宗祠理事会会长邓来添。今年74岁的邓来添是邓氏一族德高望众的长者，一听说记者对邓承修的历史感兴趣，也就顾不上年纪的老迈，和记者一同探访邓承修墓。
车子停靠在惠澳铁路板子坪隧道旁，就不得不弃车徒步，大概一公里后，便来到一个小山头——养公坑。要到达目的地，还需要跨过一道不深的水沟。
自从2002年的那次大型拜祭活动后，邓承修墓就再也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无论记者在山脚下如何观望，都找不到墓的影子。原来，山上疯狂蔓长的野草早就将面积达600平方米的墓地湮没。
来到墓前，拨开野草，数年前翻新过的墓碑就呈现在眼前。邓来添默默地读着碑文：“皇清诰授资政大夫鸿胪寺正卿讳承修号铁香邓府君大人之墓”。在墓地的两侧，分别竖有两处成为“旗杆夹”的功名碑。由于功名碑只有1米多高，所以早被草莽遮掩，我们费了一番周折才见到它的真面目。
上世纪80年代曾被盗墓
邓来添告诉记者，尽管邓承修墓地处僻壤，但仍在上世纪80年代遭受盗墓之虞。结果如何？自然是盗墓贼无功而返。“邓承修一生为官清廉，不阿附权贵，入葬时连戒指都没有一枚。”一个官至二品的要员，竟然如同平民般没有任何陪葬品，这恐怕是盗墓贼所料未及的了。
引经考典，不难发现谢官还乡之后的邓承修，将其毕生所得的俸禄，统统奉献给了他亲手创办的崇雅书院和惠州西湖的建设上。我们不能说邓承修晚年的生活是清贫的，但绝对不是富饶的。
对邓氏后人永恒的馈赠，恰恰是邓承修热心教育的执着。作为邓氏宗祠理事会的会长，邓来添掌管着一间家族投资的工厂。他每年都会从工厂所得利润中提取30％用于族人的福利事业，尤其是教育方面，比如说族人子弟考上中学或者大学，都会得到不同比例的奖励。去年用于福利事业的资金，就多达6万元。
邓承修在淡水的三则野史
作为惠阳名人，邓承修的仕途一直以来都颇受关注。但是由于邓承修在淡水居住的时间较短，因此晚年在淡水度过的日子，就很少见诸史书。为此，记者综合邓信芳、刘斐聪和邓来添等长者所提供的历史片断，记录下邓承修晚年在淡水的一些轶事，以飨读者。
躲避地方官民的迎接
1888年的一天，一条乌篷船缓缓出现在快到古镇淡水的河湾，衣着朴素的邓承修就站在船头。船靠近了一个小码头，邓承修下船后，带着书童就沿着一条僻静的小径，走进古镇老巷。而在数日之后，淡水古镇才万人空巷，期待着一个朝廷大官衣锦还乡那种激动人心热闹奢侈的场面。等候数日还不见邓承修的身影，地方官员这时才知道邓承修早已回到了他的壶园，和母亲共叙天伦之乐了。
每顿饭都有咸鸭蛋
相传还乡之后的邓承修不仅没有奢侈的生活习惯，相反手头还拮据得很，说是“读书养母”，却没有交过伙食费。年迈的老母亲看着心里就纳闷，没办法之下就吩咐仆人每顿都让邓承修吃咸鸭蛋，让他知道家境不好。可是邓承修对天天吃鸭蛋显得毫不在乎，倒是把身边的丫鬟给急坏了。
都是荔枝惹得祸
相传邓承修在丰湖书院担任主讲期间，备受学生的尊重。到了荔枝丰收的季节，家乡产荔枝的学生纷纷带来荔枝让邓承修品尝。这么多荔枝怎么吃得完啊？邓承修只好在每个学生的荔枝挑选两颗品尝。即使是这样，邓承修也称得上“日啖荔枝三百颗”了。由于当时卫生条件不好，健康原本欠恙的邓承修吃荔枝竟然吃出病来，屙了几周的“荔枝痢”，最终因身体虚弱撒手人寰，年仅52岁。
然而，时隔两年多的今天，壶园并没有摆脱濒临坍塌的尴尬。作为“铁笔御史”邓承修的故居，它在时间洪流的冲刷下，很无奈地选择了一条落败之路。
与2004年的那个夏日相比，2002年的那个冬日对这位惠阳名人来说更显得重要。他的后人自发举办了邓承修逝世110周年的民间纪念活动。同日，多年来湮没在草莽之中的邓承修墓被修葺一新，一场挽救邓承修“铁汉”精神的民间活动在悄然进行。
风雨飘摇的壶园
若没有向导或者一把勤问路的嘴，外人根本不可能找到位于惠阳区淡水老街上拔子园20号的壶园。而一旦你站在它的面前，镶在石匾上的“壶园”两字，就会让你强烈地意识到木门背后的深邃文化。
白天的壶园从不闭门谢客，顺着几块尚存的青石板石阶进入壶园，一个类似北京四合院的庭院就映入眼帘。作为同治、光绪两朝历任监察御史、鸿胪寺卿等显赫官职的邓承修的官宅，壶园没有富丽堂皇的格局，倒是显得朴素而精致。
大院两边有连接南北建筑的抄手廊（突出墙外的门斗、有顶盖和柱子的走廊），北抄手廊中间则有一座造型古朴典雅，但三面被红砖砌牢的凉亭，据说是当年停放花轿之处。大门右侧的南抄手廊，则坍塌得一塌糊涂，还未化为乌有的其余部分，仅仅依靠一根四方木棍支撑着。
“真怕下雨刮风的时候，连这点也没了。”刘斐聪说。
刘斐聪是邓承修的曾外孙，上世纪80年代就从梅州兴宁搬到壶园居住。他的母亲邓信芳，是邓承修的孙字辈中唯一一个还在世的。作为邓承修后人，刘斐聪自豪的表情始终写在脸上。
年轻时和泥水打过交道的刘斐聪对壶园的建筑工艺颇为了解，尽管他对清末时期建筑风格的了解谈不上专业，但是也介绍得头头是道。他尤其佩服故居中依然保存完好的青砖墙，“墙面的水平线非常精确，现在的工人很难做到这点”。
据公布在互联网上的资料，壶园整座建筑保存了大量的艺术构件：有多种几何图案及花草纹的挂落、横披；刻有花草图案的挑檐梁、栱及刻成近似菱形的斗、栩栩如生的木狮子。封檐板纹饰丰富精细，有蝙蝠、八宝、梅兰菊竹……等等这些，都佐证了壶园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然而，这更让今年已经51岁的刘斐聪感到无奈，因为眼看着壶园的日益衰败，随之而来的失落感只能是更加强烈。“好好的一个院子啊！”
邓承修最后的孙女
事实上，壶园至今仍居住着邓承修的直系后人，是出乎记者的意料的。
壶园分南北两部分建筑，北面是两层高的楼房，早在多年前就租给了外人，成了一家河粉制造作坊的“杂物间”；南面则是一座三开间的平房。邓信芳就住在南面的平房里。
自邓信芳的哥哥在今年4月去世后，年高84岁的她就成为邓承修仍在世的孙字辈中的唯一一个。另外出乎记者意料的是，邓信芳有着出众的气质，清晰的谈吐和炯炯的目光，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她钻出母腹时她的爷爷邓承修早就仙去，但这并不妨碍她继承邓氏的高风亮节。
关于壶园的最早记忆，即便连邓信芳也难以完整述说。成年后外嫁到梅州兴宁的老人只能给记者一些片断性的印象，与如今相比，半个世纪前的壶园无疑较为完整：门口有种着鸡冠花的花圃，院子里除了六角花池，还有邓承修亲自指定种下的葵树。壶园周围，则是一畦畦菜地，这与今天不得不蜷缩在一栋栋钢筋水泥楼房之中的现实相比较，俨然是天壤之别。
邓信芳告诉记者一段鲜为人知且未经考证的典故：相传邓承修做了大官后，才遣资回乡建宅，当政的慈溪太后虑及他洋务上的功勋，特派专人为他设计建筑图纸，故壶园延续了北京四合院的建筑风格。然而，告老回乡之后的邓承修并没有在壶园住上较长的日子，而是隐居惠州西湖百花洲“镜芙轩”。即便是创办崇雅书院这样的大事，壶园也难得接待主人一次。
由此可见，到了今天的残垣断瓦，建于19世纪中叶的壶园至今已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在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壶园慢慢走上了一条众多老宅殊途同归的落败之路。
一次影响深刻的拜祭
2002年，一次纪念邓承修逝世110周年的民间活动在淡水举行。邓氏后人齐集一堂，为继承和发扬邓承修的“铁汉”精神纷纷献策。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甚至不远千里前往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收集了记载邓承修事迹的史料，并借助一次宗亲扫墓活动，录制了一张宣传邓承修的资料光盘。
按照刘斐聪的说法，以此来教育邓氏后人，意义深远。
记者有幸和邓信芳老人共同观看了这张光盘。尽管她近4年来不知反复看了多少次，但一脸的虔诚让记者不得不肃穆起来。看着老老少少的邓氏后人在邓承修墓前烧香拜祭，听着音响里传出来的真情解说。这一刻，邓承修离我们很近很近。
踏出壶园的大门已是黄昏时分，当记者的足迹再次踩在清爽有韵的石阶上，目光最终还是落在了大门右侧的一块斑驳的牌匾上，那是1993年颁给壶园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牌匾，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按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准，文化遗产必须定期维护，且保存完好率需达到95％以上。由此可见，保护壶园刻不容缓。
我忍不住伸手去抚摸，去触及那段未被遗忘的历史，手指就浑如搭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管上，隐隐感到古文化那永不衰竭的心跳。
探访邓承修墓：陪葬品连戒指都没有一枚
说起邓承修墓，相信较之壶园，更加鲜为人知。
与壶园一起纳入惠州市第五批文物保护的邓承修墓，位于淡水街道新桥村板子坪养公坑。若不是建设中的惠澳铁路在旁经过，这个静静守着风田水库的小山头，将更加人烟罕至。
被草莽淹没的功名碑
为了能让记者顺利找到邓承修墓，刘斐聪特地叫上了邓氏宗祠理事会会长邓来添。今年74岁的邓来添是邓氏一族德高望众的长者，一听说记者对邓承修的历史感兴趣，也就顾不上年纪的老迈，和记者一同探访邓承修墓。
车子停靠在惠澳铁路板子坪隧道旁，就不得不弃车徒步，大概一公里后，便来到一个小山头——养公坑。要到达目的地，还需要跨过一道不深的水沟。
自从2002年的那次大型拜祭活动后，邓承修墓就再也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无论记者在山脚下如何观望，都找不到墓的影子。原来，山上疯狂蔓长的野草早就将面积达600平方米的墓地湮没。
来到墓前，拨开野草，数年前翻新过的墓碑就呈现在眼前。邓来添默默地读着碑文：“皇清诰授资政大夫鸿胪寺正卿讳承修号铁香邓府君大人之墓”。在墓地的两侧，分别竖有两处成为“旗杆夹”的功名碑。由于功名碑只有1米多高，所以早被草莽遮掩，我们费了一番周折才见到它的真面目。
上世纪80年代曾被盗墓
邓来添告诉记者，尽管邓承修墓地处僻壤，但仍在上世纪80年代遭受盗墓之虞。结果如何？自然是盗墓贼无功而返。“邓承修一生为官清廉，不阿附权贵，入葬时连戒指都没有一枚。”一个官至二品的要员，竟然如同平民般没有任何陪葬品，这恐怕是盗墓贼所料未及的了。
引经考典，不难发现谢官还乡之后的邓承修，将其毕生所得的俸禄，统统奉献给了他亲手创办的崇雅书院和惠州西湖的建设上。我们不能说邓承修晚年的生活是清贫的，但绝对不是富饶的。
对邓氏后人永恒的馈赠，恰恰是邓承修热心教育的执着。作为邓氏宗祠理事会的会长，邓来添掌管着一间家族投资的工厂。他每年都会从工厂所得利润中提取30％用于族人的福利事业，尤其是教育方面，比如说族人子弟考上中学或者大学，都会得到不同比例的奖励。去年用于福利事业的资金，就多达6万元。
邓承修在淡水的三则野史
作为惠阳名人，邓承修的仕途一直以来都颇受关注。但是由于邓承修在淡水居住的时间较短，因此晚年在淡水度过的日子，就很少见诸史书。为此，记者综合邓信芳、刘斐聪和邓来添等长者所提供的历史片断，记录下邓承修晚年在淡水的一些轶事，以飨读者。
躲避地方官民的迎接
1888年的一天，一条乌篷船缓缓出现在快到古镇淡水的河湾，衣着朴素的邓承修就站在船头。船靠近了一个小码头，邓承修下船后，带着书童就沿着一条僻静的小径，走进古镇老巷。而在数日之后，淡水古镇才万人空巷，期待着一个朝廷大官衣锦还乡那种激动人心热闹奢侈的场面。等候数日还不见邓承修的身影，地方官员这时才知道邓承修早已回到了他的壶园，和母亲共叙天伦之乐了。
每顿饭都有咸鸭蛋
相传还乡之后的邓承修不仅没有奢侈的生活习惯，相反手头还拮据得很，说是“读书养母”，却没有交过伙食费。年迈的老母亲看着心里就纳闷，没办法之下就吩咐仆人每顿都让邓承修吃咸鸭蛋，让他知道家境不好。可是邓承修对天天吃鸭蛋显得毫不在乎，倒是把身边的丫鬟给急坏了。
都是荔枝惹得祸
相传邓承修在丰湖书院担任主讲期间，备受学生的尊重。到了荔枝丰收的季节，家乡产荔枝的学生纷纷带来荔枝让邓承修品尝。这么多荔枝怎么吃得完啊？邓承修只好在每个学生的荔枝挑选两颗品尝。即使是这样，邓承修也称得上“日啖荔枝三百颗”了。由于当时卫生条件不好，健康原本欠恙的邓承修吃荔枝竟然吃出病来，屙了几周的“荔枝痢”，最终因身体虚弱撒手人寰，年仅52岁。
她就是邓承修最后的孙女：邓信芳
鲜为人知的邓承修墓
被草莽淹没的功名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