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惠州风物

　　苏轼曾经说过：“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超然台记》）又说：“苟可以发其智巧，物无陋者”（《前怪石供》）。这种充满了乐观精神和审美智慧的观物态度，在他寓惠咏物诗中，又一次获得充分而又生动的展现。

　　唐宋时期，岭南属荒蛮之地，中原士人往往闻而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至于其风物之有无可观与是否足乐，自然无从说起。如韩愈被贬潮州，越岭而南，才到广东乐昌，便作《泷吏》诗说：“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在他的想象中，那未曾到过的潮州尽是穷山恶水、凶禽猛兽，心中充满恐惧，“蹙蹙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还谈得上“观物寻乐”么？而苏轼则不然，无论环境是多么险恶，生活是多么困顿，前路是多么艰难曲折，他都能随时随地发现可观可乐的事物，并把这种乐观的情绪充分表见于诗文，通过文学的媒介去感染读者。试看他的那一首《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诗：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
　　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宋绍圣元年四月，苏轼以所谓“讥刺先朝”罪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他在赶赴谪居地英州的途中，就预感朝廷对他的惩罚不会到此为止。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不无忧虑地预测：“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见《与孙子发书》）。果不出所料，他还未到达英州，就接到再贬他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的命令。此时他对于惠州，除了传闻中的一片荒蛮，是“险恶军州”之外，其实并无具体的了解。可以说，他是怀着前途未卜、忐忑不安的心情上路赴惠的。九月中，苏轼乘船沿北江而下，来到了广东清远县，与一位姓顾的秀才邂逅。这顾秀才到过惠州，当然也知道眼前这位一代文豪要被贬去惠州，所以，便有了一番热情介绍“惠州风物之美“的谈话，也就有了苏轼的这一首七律。虽然它与韩愈的《泷吏》诗一样，也是根据别人的介绍来描绘未曾到过的谪居地，却是笔触轻盈，色调鲜丽，意绪欢愉，充满了对惠州风物的赞美和响往。

　　苏轼到了惠州之后，很快就发现这里不但民风淳厚，山水秀邃，而且果异花奇，物产丰饶，但见“绛囊悬荔支，雪粉剖桄榔。不谓蓬荻姿，中有药与粮”，因而 发出“珍产骈南荒”的惊叹，激起了极大的创作热情。可以说，在古代，没有一个作家能象苏轼那样广泛大量、那样细致准确、那样生动活泼地记写惠州的风物。粗略算来，出现在苏轼笔下的惠州风物，禽鸟有五色雀、倒挂子；花木有梅花、佛桑花、含笑花、菊花、桄榔树、岭南竹、罗浮佛面竹；蔬果有芥蓝、白菘、藤菜、芋头、黄柑、卢橘（枇杷）、杨梅、荔枝、龙眼、五棱（羊桃）、槟榔、橄榄、余甘；药材有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茶类有建茶、旗枪、紫笋；酒类有桂酒、真一酒、罗浮春、岭南万户春；杂食有盘游饭、谷董羹、玉糁羹、葵羹、槐叶冷陶、烤羊脊骨等等。这些记述，或简至片言只语，一笔带过；或详至连篇累牍，反复吟唱。如咏茶诗有4首，咏荔诗词有5首，咏梅诗词有6首，有关酒的诗文更有8篇之多。苏轼这些作品，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对惠州这一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在当时就已经不胫而走，风行海内外。以致于“士大夫得（东坡）渡岭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绝舌吻。不能诵苏轼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宋朱弁《曲洧旧闻》）。所谓“不韵”，就是浅陋，不风雅。这些作品，为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原地区了解惠州提供了大量确实可靠而又形象具体的文字资料，改变了许多人对惠州乃至于整个岭南地区的偏见。

　　苏轼吟写惠州风物的诗文不但数量多，而且大都质量很高，充分展现了他超卓的“写物之功”。他热爱自然，深入生活，善于观察，于物了然于心，刻划物象准确生动，描绘物态传神入微，阐发物理畅达通透，活现了事物独特的精神品格。如《西江月•梅花》词：“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仅十二字，便写出岭外红梅异于中原，“几类桃花之色，唇红香著”的俏丽和高洁，“为古今人不曾道到”。三首《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也 “皆韵险而语工，非大手笔不能到” （宋陈敏政语），第二首“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二句，尤为后人称赏，以为可与林逋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相媲美。又如《汲江煎茶》，“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宋杨万里评语），“道尽烹茶之要”（宋胡仔评语），与《试院煎茶》“在古近体中各推绝唱” （清汪师韩评语）。他以“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状写岭南果王荔支的“倾城”之貌，称赞其美味果中无比，唯江瑶柱和河豚鱼可比拟， “不露刻镂之迹而形容备至，可谓约而尽矣“（清汪师韩评语）。“生香真色，湧现毫端，非此笔不能写此果”。（清纪昀评语），还有被纪昀赞为“东坡用意之作” 的《小圃五咏》，“皆语质而味腴”，也是我国古代咏物诗的佳构。 这些篇章千古传诵，充分显见苏轼晚年更涉世患，气不衰惫，在创作上“老而愈严，精深华妙”。惠州的许多风物，如松风亭下的梅花、太守东堂的将军荔、林行婆酿制的万户春酒、吴子野的煨芋头、苏过的玉糁羹、罗浮僧人的谷董羹，以及自创的洒盐烤羊脊骨等，自经苏轼品题吟咏，风景即为名胜，风物便成名牌，不但盛行于当世，九百年来，不绝地喧之于文人雅士之口，传之于寻常百姓之家，是一笔极具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

　　纪昀说苏轼咏物，“善写夷旷之意，善用染托之笔，写物全是自写”，东坡惠州咏物诗正是如此。它不仅为物写照传神，而且托物寄情，咏物言志，借物抒怀，表现深刻的人生体验，寄寓深沉的思想感情。如《种茶》诗：

　　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
　　茨棘尚未容，蒙翳争交构。
　　天公所遗弃，百岁仍稚幼。
　　紫笋虽不长，孤根乃独寿。
　　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
　　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
　　能忘流转苦，戢戢出鸟咮。
　　未任供舂磨，且可资摘嗅。
　　千团输太官，百饼衒私斗。
　　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

　　写茶根移种，何尝不是暗寓自己锐于报国而拙于谋身，以至为奸佞宵小所不容，屡遭逼迫，远谪南荒？赵克宜指其“诗中有人，不同泛赋”（《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19），实为知诗之言。在《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中，东坡赞美梅花在“蛮风蜑雨”中卧树独秀，幽光冷艳，其实也正是他在残酷无情的党争中馨香独抱，蔑视奸佞，勇敢面对各种挑战的心灵写照。又如《汲江煎茶》前四句“一字一奇”，既见其对江山风月之美的细微体察，亦可感知诗人对任真的生命的热爱，对脱俗的生活的渴望；它绘写了一幅情景凄美、格调清高的“东坡月夜汲江图”，让读者看到了老人在坎坷的人生路上躅躅前行的坚毅和不屈。他咏《甘菊》说：“越山春始寒，霜菊晚愈好。朝来出细粟，稍觉众芳老。孤根荫长松，独秀无众草。晨光虽照耀，秋雨半摧倒”，这也活脱是东坡贬惠景况的写真，深寓了老人虽为朝廷不容，仍守志不易，食贫自甘的高洁情怀。特别是诗末 “扬扬弄芳蝶，生死何足道。颇讶昌黎翁，恨尔生不早” 四句，更是借韩愈《秋怀》诗意而翻进一层，表达了他对荣衰得失、生死进退的深刻感悟和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

　　最有意思的是苏轼的咏荔名句“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现在人们都说它是岭南荔支千古不易的宣传广告词，这当然说得不错。但古人也从中看到了苏轼的“傲世自得”，如明人瞿佑《归田诗话》便指此二句“中含戏侮”。若知人以论世，确实如此，苏轼确实是有意用诗化的语言突显自己谪居生活的适心惬意，藉以“戏侮”那些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的当权者们。总之，苏轼的这些咏物诗往往物中有我，物与我相互观照，以我写物，借物写我，体现了一种宠辱不惊、逆境顺处的从容气度，一种己饥己溺、志欲及物的阔大襟怀，一种守志不易、刚正不阿的凛然风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东坡精神。在某种意义来说，这种精神，比之风物本身，有着更高的审美价值，更值得我们去珍视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