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官职大小，陈偁（音同“称”）比苏轼可要大些。陈偁是惠州的最高长官，苏轼只是被“安置”在惠州的贬官而已；若论对西湖的贡献，陈偁修了两道堤，而苏轼只有一道。尽管如此，陈偁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却只有专注惠州文史的专家才知道。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人们总是更注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苏堤，直到今天还躺在西湖上，让人没法忘记筑堤的苏轼。但陈偁所筑的平湖堤和陈公堤就不一样，前者似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消失了；后者则多被后人称为黄塘堤，筑堤者默默无闻。

　　这并不奇怪。普天之下，论诗名才气，能有几个人能与大文豪苏轼相提并论。但当我们把范围缩小到小小的惠州西湖时，我们会发现，陈偁对惠州西湖的贡献，丝毫不亚于筑苏堤的苏轼。一个形象的比喻是：900多年前，陈偁为西湖画了一个圈，而28年后的苏轼，则在这个圈子里塞满了传诵千古的诗情画意。

　　有一个规律是可循的——凡是对西湖好的官员，生活在西湖边的人民就说他是好官。陈偁就是对西湖好的好官。难怪在陈偁死后158年的南宋淳佑四年（1244），惠州太守赵汝驭在银冈岭创建“聚贤堂”（又称为“十二先生祠”），以纪念唐、宋以来对惠州经济文化最有贡献的12名先哲名儒，陈偁排在了苏轼之前。

　　平湖堤，堵出一个西湖来

　　要想了解平湖堤对西湖的作用，首先我们得了解西湖是怎么形成的。

　　在古代，西湖只是东江南岸的一片洼地，是由横槎、新村、水帘、天螺诸泉水入江冲刷而成的蓄洪区。直到汉晋之际，西湖才呈现雏形。此时，西湖已经有“重山复岭，隐映岩谷，长溪带蟠，湖光相照”的秀美风光，但仍是野兽出没的天然野湖山区，情景相当荒野。

　　当时的中原民间就流传了这样的一首谣谚：“连、英、循、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就怕。”谣谚中所指称的，正是朝廷贬谪官员和流放要犯的八个岭南“恶远军州”，循州（惠州古称）名列其中。

　　这个“与死为邻”的地方自然提不出贬官们的兴趣。就像唐朝宰相牛僧孺，他因党争失势被贬为循州长史后，终日“不堪穷愁”，对惠州并无建树。难怪到了今天，有几个百姓能想起这个落魄的宰相来？

　　一直到了北宋咸平、治平年间，地方官才开始关注西湖建设。治平三年（1066），仕途正处在上升阶段的陈偁从蔡州通判升任惠州知州。在蔡州时，这个16岁就高中特奏进士的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人，曾力主复查一起被前任判决囚犯死刑的案件，结果查清是一宗冤案，保住了5条人命。这样一名“法治惠民”的好官来到惠州，不能不说是惠州百姓之福。

　　陈偁到惠州时已年过半百。他30岁出任福建罗源县令时，已深知农为民本的道理，曾发动民众凿渠引泉，兴修水利，上千亩农田得以灌溉。这次，他把这招又用到了惠州上。

　　陈偁发现，惠州城西有一个大湖泊堤废水涸，但民众仍要交纳鱼税，负担确实很重。于是，他“领经画，筑堤截水”，“东起中廊，西抵天庆观（今元妙观），延袤数里”，还在堤上“中置水门备潦，叠石为桥于其上”。不仅如此，陈偁还在堤两旁“植竹为径二百丈”以固堤。这条堤，就是平湖堤，它的作用是改变西湖山泉任其自然付诸东流的状态；那条桥，就是拱北桥，它的作用其实就是水闸，以泄横槎之水。

　　一旦拱北水闸闭合，横槎、新村、水帘、天螺诸泉水就汇合成湖。由于湖面扩大许多，西湖堪称“广袤十里”，自此，“湖之润溉田数百顷，苇藕蒲鱼之利，岁数万。民之取之于湖者，其施已丰”。“丰湖”一名由此而得，后来才因为“湖之浸以负郭西”，才称之为西湖。

　　除此之外，陈偁还上奏朝廷免除惠州课税50余万缗，减轻百姓负担。惠州人感激这位郡守对西湖山水百姓的一片厚爱，就把拱北桥称为“陈公桥”。

　　第一个将西湖纳入风景范畴的人

　　陈偁在惠州最大的功劳，可以说是将西湖变成惠州最早，也是最大的一项造福渔农的水利工程。但是，鲜为人知的是，陈偁也是第一个将西湖纳入风景范畴的惠州官员。

　　清顺治年间的东莞进士尹源进在《重修平湖堤记》有对陈偁颇为恰当的评价：“宋太守陈公偁，开六桥雄胜，剔全湖清翠。迨东坡点缀增润，布置大备。”也就是说，陈偁用平湖堤为西湖画了一个圈，而在他之后来到惠州的苏轼，则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和人格魅力，在这个圈子里塞满了传诵千古的诗情画意。

　　这个“圈”可不是一个只有简单线条的圈。所谓“开六桥雄胜”，就是用拱北桥开始了“西湖六桥”的辉煌。拱北桥在西湖六桥中排名第二，每逢春涨湖水入江时，必定滚雪流珠，气势磅礴，俨然湖上风景之一。除了这神来之笔，陈偁在任期间，还在西湖建亭馆，筑荷花浦和归云洞，为后来的文人墨客提供了驰骋想象的空间。其中关于平湖堤和拱北桥的诗词就有不少。明代曾编著《惠州西湖志》的陈运就有一首：“萧萧竹径接平桥，万姓曾歌五袴谣。自是天南灵气盛,衣冠今满紫宸朝。”

　　相对于建设实体建筑，陈偁对西湖还有一项更伟大的创举，那就是提出了至今仍广为人知的“惠阳八景”（今称西湖古八景）。据明嘉靖丙辰本《惠州府志·地理志》，陈偁明确提出“鹤峰晴照、雁塔斜晖、桃园日暖、荔浦风清、丰湖渔唱、半径樵归、山寺岚烟、水帘飞瀑”的景观概念。这八景中，除了鹤峰晴照在水东归善县治，荔浦风清在水北江边外，其余都在西湖。

　　自此之后，惠州西湖已经不再单纯是一项水利工程，也不仅仅是一般的自然景观，而是涵养了惠州人灵性和智慧的城市共同体。自陈偁之后，苏轼、唐庚、杨万里、刘克庄、文天祥等文化名人纷至沓来，他们的行迹和作品又成了惠州西湖的人文新亮点。到了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笔下的西湖已经有“台榭二十余所，亭馆为广东之胜”了。

　　正是有这般的先驱作用，尹源进才会这么评价陈偁：“夫宋陈公以文章吏治著，为西湖功德主。兹陈公冰心切民瘼，卓称循良，修堤其一斑耳。”

　　畜力水车和“麦地”的由来

　　陈偁在惠州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在历代地方志中却不见得有多详细的记载。就拿清光绪《惠州府志》为例，他在“名宦”篇中只有100个字的描述。在这珍贵的百字当中，还有“后再知惠，岁旱，教民以牛车汲水入东湖溉田，民赖其利”的记载。

　　这其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对惠州文史颇有研究的学者何志成分析说，惠州入宋后，社会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与之相适应，朝廷派来的地方行政长官和贬官，在注重思想教化、兴教崇儒、导化民俗的同时，也注重经济民生、劝民耕稼、发展生产。任满三年的陈偁因德政再次留任惠州知州，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和付出，更是有利于惠州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引进中原先进农具和使用技术就是陈偁在这方面的政绩之一。所谓“牛车汲水”，其实就是使用畜力，拉动用来提水的水车，以达到灌溉农田的目的。此举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农民增产增收了。

　　关于陈偁在农业上的作为，还得说说他带领惠州百姓大面积种植小麦并获得成功的创举。惠州种植小麦的最早记载，见于北宋诗人郑侠所撰《西塘集》第三卷的《惠州太守陈文惠公祠》：“南民大率不以种艺为事，若两麦之类，盖民不知也。公始于南津间地，教民种麦，是岁大获，于是惠民种麦者众矣！”这里所说的“南津”，也就是今天南湖南岸至麦地路之间，我们称之为“麦地”的地方。

　　而这位“陈文惠公”就是陈偁，他与北宋咸平年间在惠州当过太守的陈尧佐一样，死后被谥文惠。出于备水旱之灾和满足社会各方面人员需求，陈偁到任后，就遵从朝廷的安排，“劝民种田种豆及黍、粟、大麦、荞麦，以备水旱”。

　　陈偁的努力显然没有白费。在他走后约30年，寓惠的苏轼在游博罗香积寺时，已见路上“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禁不住要用“二年流落蛙魚乡，朝来喜见麦吐芒”的诗句，来表达丰收在望的内心喜悦。

　　更难能可贵的是，陈偁的接任者们均能秉承这一良策，将粮食生产作为惠州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比如60多年后的惠州知州林一鸣，在南宋绍兴年间就“为文谕民力学种麦，垦荒田，修陂塘，去丧乐，禁杀牛”。此时，相信已然九泉之下的陈偁，不会再为惠州老百姓的衣食之苦而担忧了吧。

　　消失的平湖堤

　　由于史料的吝啬少字，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陈偁离开惠州时的情景。但是如上述来，陈偁可不仅仅是一个好官。从某个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陈偁，就没有今天的西湖。这样的功勋，足以让惠州老百姓在他离任那天，提着酒壶，为他洒泪饯别。

　　在张友仁先生编著的《惠州西湖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惠州百姓曾为陈偁父子建生祠以纪念。所谓生祠，就是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并加以奉祀，这可是莫大的荣誉。陈偁父子的生祠叫陈使君堂，可惜年代久远，早已毁圮湮没，就连地址在哪，也无人拿捏得准。

　　一个更为遗憾的事实是，对西湖作出巨大贡献的平湖堤，在走完近900年的历程后，它完完整整地消失了。

　　平湖堤的消失，当在民国末期至解放初期。在此之前，历代官府均有修筑加固。最著名的一次在明万历年间，惠州同知邱一鹏、通判唐体元、陈五策、推官廖如龙，以及邑人杨起元、叶萼等捐金协筑，合得百金，使得平湖堤“堤高逾钟楼一尺”，坚固无忧。后来被惠州人称为“湖上五先生”的杨起元在《重修平湖堤记》中详细描述了当时修堤的盛况：“首治厥基，用松作楗，入土数尺，密比如栉，上施石，砌缝无罅，凡三十余丈，稳如城墉。内乃实土，用牛蹂躏，土细光腻，锹橛试之，坚不可入”。平湖堤的加固，使得“鹅城万雉，半入鉴光，渔歌樵唱，朝夕相闻。杭颍之匹，诚可无愧”。

　　可是再坚固的平湖堤都敌不过岁月的侵袭。到了今天，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都没有看到过从前的平湖堤，却看到了建在平湖堤之上的下角东路和下角南路。原来，在1931年时，惠州名人张友仁任职广东省东路公路处，把平湖堤扩宽伸延，经万寿山、横槎堤、丰山至烟霞桥，全长约1400米，并改名为环湖北路。到了1959年，随着广汕公路改线经此，这个变迁进一步加剧，全路又缩短为1250米。再到1989年，惠州大桥建成通车后，此路就最终变成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下角东路和下角南路了。

　　对老一辈惠州人来说，西湖逐渐被蚕食的事实是最让他们心痛的。1000年前，西湖号称“汪洋千顷，波光若练”，至明初湖水面积仍有10多平方公里，在民国期间张友仁写《惠州西湖志》时，惠州西湖的水域面积约为杭州西湖两倍左右。到了今天，惠州西湖仅剩1.42平方公里，仅是杭州西湖的四分之一。

　　就一座城市而言，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证实，还湖于民，是一件多么重大的当务之急。

　　被永久纪念的陈公堤

　　陈使君堂湮没了，平湖堤也消失了。我们还能拿什么来纪念陈偁？

　　所幸还有陈公堤。如果说惠州西湖有一对天使般的翅膀，其中一羽是苏堤，那么另外一羽必定是陈公堤。

　　然而，历代地方志中关于陈公堤的记述较之平湖堤少得可怜，只能在清代惠州知府吴骞所撰的《惠阳山水纪胜》和张友仁的《惠州西湖志》中搜得片鳞只爪。吴骞告诉我们，陈偁在黄塘前“筑甃石门，通源水注之，湖桥以木”，这是900多年前陈公堤的模样。明万历年间，太守李畿嗣重筑陈公堤时易木桥为石桥，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明圣桥。到了清同治十年（1871），知府刘溎年以修《惠州府志》余款再次修筑。直到1930年，张友仁、陈真如、黄英京等人先后出资4700元，给陈公堤砌石加固，扩大堤面，两岸夹中杨柳，才有了今天的陈公堤的模样。

　　900多年过去了，900多年前的陈公堤，如今已是混凝土路面的“黄塘东路”。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堤和路都是不分家的，只是筑堤者远比筑路者更拥有别样的风情雅趣，让人一直惦记着。从前，堤的尽头是丰湖书院，月上柳梢头时，陈公堤就成了学子们人约黄昏后的恋人世界；而现在的陈公堤，随着学子的离去又显得肃穆而寂寥起来。那块阴刻着“陈公堤”三字的大石头，你能呆多久？

　　最后，我们用陈偁留给惠州仅有的一首诗做结束语吧。天南为郡空华发，十二年间到雨回。这个不是诗人胜似诗人的父母官，他在泉州病逝时71岁。他一手创造了惠州西湖，竟再也没有能够旧地重游。

　　注：此文多处引用江北居、韩文、东江夜游等网友的研究成果，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