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历代学者均尊崇孔夫子及诸子为圣人。他们的论著及哲学思想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发扬传承。历代学者对他们的思想用不同的哲学方法去理解、研究、诠释。儒家还用哲学的思想去探讨研究理气、心性、行知、天人合一等而形成理学。至宋代，理学经过二程的诠释，至朱熹集其大成。程朱对圣人著作的注解、诠释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在学术上逐步被传统的士大夫视为正统而称之为“程朱学说”。
明朱元彰立国，“程朱学说”更成为统一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官学”。开科取士的考试内容均以“程朱学说”为标准，并成为天下士子标准的读本和教材。至明中叶，有识之士认为，科举的功利思想偏离了朱子的学圣精神，深邃远大的经学理义没有的到充分的理解，“程朱学说”束缚了学子在思想领域上的创新，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学术上一潭死水。因而出现了一些学子重新诠释圣人的学说，质疑“程朱学说”未完全符合圣门本旨，重新认识圣学及儒家达成圣人的方法，用他们的理学思想去重新诠释圣门宗旨。其代表人物有陈献章、王阳明等，这种新儒学的思想得到了许多学子的认同和支持。通过授徒讲学、各地建书院的传播方式，形成了思想领域上一股强大的思潮。尤其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学子心中影响深远。
公开否定“程朱学说”必然会引致学术上、政治上的批判，以至在王阳明死后，阳明学被嘉靖王朝冠以“邪说”之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虽“阳明学说”被朝廷强大的政治手段阻禁，但后学仍不断的利用任何机会明讲圣学，暗传王学新观点，不断地进行探讨、实践。致隆庆朝，学者看到了王学的翻案机会，提请为王阳明从祀孔庙。而张居正恶讲学，下令毁书院、禁讲学，使各地王学又一次遭朝廷打击。张居正死后，阳明后学立刻复兴讲会，重修书院。而随着学者的努力，王阳明终于被陪祀孔庙，“阳明学说”终于成了“官学”的一部分。
进入万历朝，理学达到了鼎盛时期，万历一朝的学子在重新认识圣学的研究活动中，形成了许多儒学新观点，新思维，学术空前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就是“阳明学说”。阳明后学因对圣学的理解不同及师承不同，与王学的主旨也逐步偏离，形成了不同的理学观点。而后的黄宗羲为研究方便则以地域、师承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学派来阐述，其代表作有《明儒学案》。以至今后学者研究晚明理学，多引用了黄宗羲的观点。如今，随着四库禁毁书的解禁，为广大学者提供了一个学习研究的新机会，学者们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理学家们的著作，可以通过理学家们的文章重新认识他们的思想，但愿理学家杨起元的理学思想不被学者所忽视。
在惠州，阳明后学出现了一个在思想史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理学家--------杨起元。杨起元学习期在万历年代，正是理学的鼎盛时期。因地域的影响，杨起元始学白沙学说。当其进士及第，仕服外乡便走出了粤境。三十岁那年，在南京他认识了文塘黎子，王学深深地激发了他对理学重新认识的欲望，而决定从罗近溪为师，并自言“三十岁始知学”，有与其师相见恨晚的感觉。按黄宗羲的分派观点，此学派为泰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王艮、颜山农、罗汝芳、焦竑、李贽等。这些分派，不能代表他们的论旨是一致的。这些阳明后学，相互引为同志，集会讲学，在传承发扬王学的同时，又各自探索出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他们对王学也会出现不同的诠释。为研究理学，杨起元熟读圣门著作，同时又研究道家、释家的思想，对道教十三经进行诠释，编为《诸经品节》。又理解了其师罗近溪的理学精髓并集其语录点校、诠释。如《盱坛直诠》等。为达成经世实用，还辑录朱元璋“六谕翼”的经世思想进行诠释编成《洪范语》。在不断地探索实践中，杨起元逐步形成了有自己学术思想的理学观念，其门人余永宁将杨起元的学术文章辑录为《证学篇》，该书是研究杨起元理学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在理学的探索、创新中，为达成经世实用，杨起元还进行了达成实用的大量实践，为圣学平民化做了许多努力。他是罗汝芳的最具代表性的门人弟子。焦竑在《题杨复所先生语录》中有云：“温陵李长者与先生狎主道盟，然先生如风甘雨，无人不亲--------”。此可见杨起元在阳明后学的地位和个人风范。
杨起元的理学思想，不乏批判者，也不乏支持者，他的思想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他的“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清代重新认定“程朱学说”为正宗时，受到四库馆臣的严厉抨击。《证学编》提要谓其“援儒入墨，诬诞实甚，变乱先儒，其流毒且及于经义矣”。《诸经品节》提要谓“起元传良知之学，遂浸淫入于二氏，已不可训。至平生读书为儒，登会试第一，官跻九列，所谓国之大臣，民之表也。而是书卷首乃自题曰比丘，尤可骇怪矣”。因此，入清后他的著作被禁毁或只有存目。今国学兴起，现代学者也有不少重新认识晚明理学的学术论文。今引杨起元的论著，并非崇扬杨起元的理学思想，旨在了解晚明理学及杨起元的学术思想，从而达到了解杨起元的目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审视史学的观点。当然，想完全了解杨起元的思想，非我这浅学之人所能为，成此文以抛砖引玉，让大家关注这位惠州的历史人物。文中只代表个人观点，如有错误，望大家指正。
一、杨起元的“三教合一”思想浅谈
为诠述“三教合一”的思想，杨起元把三教的共性总结为“治世”与“济世”，其关系尤如其在《论佛仙》文中所言：“三教皆务为治耳，譬之操舟，然吾儒捩舵，埋楫于波涛之中，二氏乃指顾提撕于高岸之上，处身虽殊，其求济之理则一”。
按：杨起元用水上行舟来表述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二氏与儒家的治世方式不同，但其济世的目标是一致的，且二氏对儒家的发展有帮助和起到积极的作用。
朱元璋说：“仲尼之道，删诗制典，万世永赖，而老子亦与之齐，佛与仙同其幽灵，乃暗助王纲，益世无穷者也。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给济之理一，世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按：杨起元将朱元璋的“佛与仙同其幽灵，乃暗助王纲，益世无穷者也”，称为“暗理”，佛道的“暗理”已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佛道的思想已在社会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为浅薄者未能识。
“灵谷寺僧则谓：‘人主之财，皆为民而用，下至公卿辅相，皆无可施之财’，言之甚切，乃悟日：‘存二氏者，有高皇之识可也。暗理之功，非浅薄者所能测。然闻之宿德，大略有三：子贡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孔子之门，自颜会之外无闻焉，秦汉以还，微言中绝，不复知道为何物，而佛之教能使其徒守其心性之法，递相传付，如灯相禅，毋令断绝。及至达摩西来，单传直指，宗徒布满，儒生学士从此悟入，然后梢接孔脉，以迄于兹，此其“暗理”者一也。
按：“人主之财，皆为民而用，下至人卿辅相皆无可施之财”，这些来自佛门而非儒门的思想哲理，令儒学的杨起元感悟至深。其实朱元璋也知道这“暗理”的作用。在孔圣人的年代，佛学未入中国，没有圣人对佛学的注解，直到达摩西来，佛学才被逐步认识，且影响着儒家的思想，亦有“稍接孔脉”者。其实，佛学已对儒学及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暗理”的作用之一。
又：“由周而来，潜越奢侈，人福消损，大者覆其茅土，小者不能有其百亩，至秦益甚，二世而亡，夫亡者非人主终其天禄，自公卿大夫士庶禄莫不尽然后亡，倘有一焉？为天所禄犹足以相维也，其禄所以尽者，何也？为其享之过也。佛之教，首檀波罗蜜示人喜舍身，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持钵行乞，犹必苦行，以报四重恩，示人惜福如此。士人之福厚则公卿大夫，公卿大夫福厚则人主安，可以相保千万亿年无争乱杀戳之事，而运祚长永，此其“暗理”者二也。
按：杨起元将周秦的灭亡归结为社会物欲横流、贪图享乐、不修心性，“享之过也”。而佛教让人惜福、修性、节欲。且有社会公平的意识，只有所有人福厚“人主才能安”。这是佛教对儒教“暗理”作用之二。
又：“自人之福不齐，鳏寡孤独之民而亲戚邻里莫之相恤也。生于鳏寡孤独之中者，禀天地之专气，其聪明才多，异于人，而科目不能收也。佛法力广大，归依者众，施舍者博，即足以恤四等于其中，而其学无方，其法不可思议，又足以收异才于其内恤也。为人主而恤收也，为人主而收天下，阴受其赐而不知。此其”暗理“者三也。
按：社会有贪富之差，多有“鳏寡孤独”之民，且多朝廷无法抚恤者。而佛法教人向善，“归依者众，施舍者博”。同情弱者，使弱者得到社会的帮助，又为社稷分忧，人心变得乐善好施也是佛教“暗理”影响之三。
又“至于仙持世尤苦，自雨矅、三光，风、雨、露、山、川、岳、渎莫不有主，以信天地之，令应下民之求，迅速而不滞、坚确而不爽，皆神之所为，而仙之所修也。人熟之者谓之”“暗理”。
按：杨起元认为：道满足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及心理欲求，有求必应，百姓安生，皆“暗理”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杨起元对佛教“暗理”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解释，用他的观点去诠释佛道二氏已经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反对有些儒者漠视这种影响的存在，而主张“三教合一”。
二、杨起元的“君师观”
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达成经世实用，而罗近溪一脉却有不同于王学的经世思想，明儒自王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它方式开拓社会空间，而罗近溪上、下行路线均走，讲学必述朱元璋的“圣谕六言”，认为朱元璋“直接尧舜之统，而兼总孔孟之学”，这是罗近溪一脉不同于其他阳明后学的观点。杨起元说：“余之学，盖师盱江近溪罗子，罗子之学，实祖述孔子而宪章高皇------延接后学，有所阐演，必以高皇圣谕六言为称首”。而杨起元对“祖述孔子而宪章高皇”表现得尤为突出，通篇贯述于其著作中，他把君师关系引为盂和水：“君，盂也。臣，水也。盂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君正臣就正。怎样才能使儒者上言呢?杨起元认为:"人臣以道自重,必与其君志同道合，然后可言。至遇有道之君，而为臣者学未竟、道未至，即欲有言而不可得。”这种思想容易让人认为是为君权服务的奴儒，具有明显的“政儒合一”的思想倾向。也就是要让君与儒志同道合的经世思想。而要君有道，就要臣先成大儒才进言有道。是否符合阳明学的“正君心之非”？这也是学界需研究解释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朱元璋的“圣谕六言”，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朱元璋的六言恰恰与罗近溪的引与立教的“孝、悌、慈”的理念是一致的，或许可以从这里寻找罗近溪一脉“宪章高皇”把高皇当圣人的答案。
三、经世实用
杨起元是万历时期倡导佛教为经世之学的主要倡导者，其目的是重在经世实用。为学而达成经世实用是杨起元的重要理学思想（如：圣学平民化；强调个人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个人潜能；人人皆圣人；积极投身讲学使普通百姓得以教化等）。
在空谈“圣学”成风的学术气氛中，杨起元把“圣学”转为经世实用，甚至将它面向大众，并以此作为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的目的，在“博之释典”后，认为佛学也是经世之学，二氏均有经世实用的功用。因此，他不辟佛老。并在理论上努力调和“三教”的关系，以达成均为世所用。虽然杨起元不辟佛，但其未遁入空门。若用“出儒入佛”的观点去评价杨起元，个人认为欠缺准确。他与李贽、焦竑等被儒者视为“狂禅”的个人行为有所不同。为学而达成经世实用，才是杨起元的重要学术思想。杨起元认为，二氏同样能为经世所用，儒者应正视这种作用的存在，而不是漠然视之。调和三教的关系是目的，而不是让自己变成佛。而阐述这种观点是要冒名利风险的，“近因博之释典，而参之旧学，殆似有可以发明者，遂不自揆，而以经世言佛，盖言经世者，谤佛。而出世者亦谤佛也。均一谤也，不若言经世矣”。
实际上佛家未言其谤佛，却被传统儒家的学者抨击其“引佛入儒”。也受到了东林党人的批评。儒林中出现了像杨起元这样认同佛教的儒者而所形成的居士佛教，使晚明佛教得以中兴。还出现了许多“出儒入佛”者。这当然跟憨山大师等佛家积极在学术上配合，重新诠释佛教经典有关。另一个原因是以杨起元、李贽、焦竑等为代表的儒者调和三教的学术思想有关。晚明的居士佛教为中兴佛教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影响程度也可从我们熟悉的函可身上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