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支撑惠州渡过难关
据说在1996年时，苦心孤诣搞工业的惠州已小有所成，以TCL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已发展壮大起来，当时的惠州领导人曾诚心邀请王志纲到惠州去，欲与他理论一番，可能暗含了要他收回那句名言的意思——毫无疑问，惠州人对王的那句论断十分不满，现在终于有证据表明惠州没有浪费机会了。不过据说王志纲没有去。
倘若真有其事的话，至少说明到1996年时，惠州经济已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这中间TCL公司功不可没。
TCL原本是惠州一个小小的电话机厂，在其创业者张济时的率领下，在90年代的前五年获得长足发展，到1995-1996年时，已成为中国的电话机大王，其彩电品牌也进入中国的三甲。当时的TCL公司拥有TCL通讯、TCL王牌、TCL云天三大集团，并带动惠州大大小小数十家电话机厂和康惠、彩星等两三家彩电企业的群聚成长，使得惠州成为中国最大的电话机生产基地，以及最重要的彩电生产基地之一。
TCL王牌彩电原本没有自己的生产线，只是租用别人的生产线，其负责人李东生采用先做品牌做销售靠代工做生产的模式，竟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导致李东生1996年成功问鼎TCL集团总裁宝座，并于1996-1997年对其进行全面整合，由电话机到彩电到电脑等信息产品，崛起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电子信息公司之一。到2000年，TCL的销售额超过200亿元，占有惠州工业总产值的两成多。
以TCL为代表，包括德赛集团、麦科特集团等企业在内，惠州电子信息产业在广东省已仅次于深圳和东莞，在全国也有一席之地。惠州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壮大，帮助惠州在没有南海石化的日子里也能获得经济的成长，2000年，惠州市的GDP达到440亿元，从1993之后的8年里，每年都能录得10-2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也许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政绩垫底，原来历任惠州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的北方人李鸿忠2001年获擢升为广东省副省长。
到1998年，南海石化项目尘埃落定之后，惠州人的精神状态才彻底昂扬起来。笔者到现在都还不能忘记该项目签约后秦先生打电话给我时欣喜万分的声音。惠州以外的人很难理解南海石化对惠州人意味着什么，说那是惠州人的精神支柱也不为过。而TCL所做的，只不过是在南海石化漫长的谈判历程中，让惠州人还能够坚守下去，守得云开见日出。
1998年签约以后，工程进入准备阶段，惠阳、大亚湾的房地产也有了复苏的迹象，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房价从原来低迷时的三五百元恢复到了千元以上。还在建设中的石化工厂本身就对房地产及建材业有着不小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人气可能会重新向惠州集聚。
除了项目一期建成后每年近2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每年纳税额据估算在2。67亿美元左右，而惠州市的财政收入，在2000年也不过只有13亿人民币）的销售额外，惠州人更看好的是为此将有数以十倍计的上下游产业在惠州聚集。原来一直找不到投资者的惠州环城高速公路（惠深、广（州）惠、深汕、惠河（源）四条高速公路之间的连接线），2001年8月已获得中信集团十几亿人民币的投资。
惠州似乎已时来运转。
石化与数码：两大支柱？
南海石化的上马，让惠州的产业安全感顿时增强了不少，至少过去IT制造一股独大的产业风险大大降低，石化和数码成为惠州的两条腿，使得惠州的产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
在南海石化还没有开工时，惠州人就已在计算这一项目将使惠州在石化产业链上获得多大的收获，“对下游产品的拉动效应达1∶50！”这种前景让惠州人想起来都会兴奋。最初他们寄望于吃下南海石化项目的全部下游产业，也就是说把中海壳牌项目80万吨乙稀裂解装置产生的230多万吨石化产品全部在惠州消化掉，“吃干榨净”。这意味着除了壳牌42亿美元的项目投资和中海1200万吨炼油206亿人民币投资（2008年底将投产，中海油并有意尽快上马第二期另外1200万吨炼油能力）外，配套投资至少也在数千亿人民币以上。
但是惠州人很快就发现，惠州根本没有能力“吃干榨净”，开始将目标修订为吃一半，最后拟定为吃下三成左右。至少在这方面惠州人显示出了务实的风格。除了在大亚湾规划27。8平方公里的石化产业园之外，惠州市在博罗县石湾、园洲、龙溪地区规划了西部化工出口基地，在博罗县靠近惠城区的梅湖规划了纺织工业基地，此外，惠州亦计划与深圳市合作，在惠东县共同建设一个精细化工产业园。
惠州人对于产业链的预期基本在实现当中。事实上，在壳牌项目尘埃落定之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大亚湾先后吸引了荷兰、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德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前来投资，其中不乏壳牌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目前已有35个产业相关项目在大亚湾石化区落户，总投资额超过800亿元人民币。最典型的如壳牌的长期合作伙伴，日本普利司通公司，2005年决定在惠州建设生产卡车、巴士用的子午线轮胎工厂，总投资约3亿美元，之后迅速决定再在惠州建设钢丝帘线工厂，2006年再投资1亿美元建设年产5万吨的丁苯装置，2年时间决定在惠州建设三间工厂，普利司通在惠州完成了从原材料到轮胎生产的稳固的产业链条。
从2005年壳牌投产，到2007年效益已经显现。2007年惠州市经济总量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085亿元，其中石化工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20%，虽仍未达到电子信息产业占比43%的水准，但已成为惠州绝对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而且随着壳牌项目的逐步达到预设产能，和中海炼油项目的投产及两大项目扩产，及更多配套项目的投产，石化工业上升为惠州第一大支柱产业或许只是迟早的事情。
这样的论断除了基于惠州石化产业的良好势头外，也许还要基于惠州电子信息产业的旗舰企业TCL集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如果TCL帝国不能走出困境的话，将给惠州数码产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而这可能会让电子信息产业提前向石化工业让出其惠州第一支柱地位。
TCL集团的困难源于其国际化的失利
2003年11月，TCL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在香港宣布成立TCL-汤姆逊电子公司，TCL接盘2003年巨亏1.3亿欧元的汤姆逊彩电业务，当时TCL称收购汤姆逊最看重的是“微笑曲线”理论的两端——汤姆逊完整的销售渠道、品牌服务与高端彩电的生产技术，可以让决心进入欧洲市场的TCL节省大量的时间成本。
然而事后看来，并购之后的业务整合之难、欧洲人力成本之高，以及市场变化之大，三方面TCL均估计不足。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曾表示，其欧洲业务的问题主要在于冗长的供应链和庞大的组织结构导致的高成本。而近期TCL解释2006年上半年在欧洲的失利时又提到，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是业务整合不力和对平板电视替代CRT彩电的速度估计不足。
据媒体报道，收购汤姆逊时TCL曾提出过“18个月扭亏”，随后该目标因为“整合的难度超过预期”而成为一句空话，财报也越来越难看。据悉，2005年TCL每个季度都要有超过7亿元的现金流出，以补充TTE和手机业务公司T&A的资金需求。因为资金紧张，2005年11月，TCL把原本用于“2.4GHz数字无线语音及数据网项目”、“半导体制冷系统技术开发”及“兼并收购”的9.45亿元全部用来补充流动资金。
有人这样分析，TCL选择的国际化战略，是认为其经营的彩电和手机两大业务在国内市场已取得了比较优势的地位。这个稳固的大后方可以给TCL的国际化之旅提供足够的回旋余地，包括不测风险的应对和长时期的亏损。然而，这两个支点在2004年都发生了位移，液晶和等离子替代传统CRT电视已提速，当行业进入转折点的时候，TCL却游荡在外；而手机业务也遭到跨国品牌的疯狂反扑陷入危机。
在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两年后仍深陷巨亏漩涡的TCL，终于选择了退出。TCL集团2006年亏损达到35.7亿元。还好的是，李东生领导TCL调整欧洲业务模式，出售电脑业务及低压电器业务，把多媒体和通讯作为公司的核心业务，并整合研发资源，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投资液晶模组项目。2007年底，TCL实施了集团产业重组，建立了多媒体、通讯、家电、部品4个产业集团，以及房地产与投资和物流与服务两个第三产业业务群。在一系列努力之下，2007年TCL集团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3.96亿元。
但是TCL是否彻底摆脱了困境？现在断言TCL渡过了危险期似乎为时尚早。而TCL集团对惠州的电子信息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对惠州的电子产业来说，还必须正视另一个现实。即惠州的电子信息产业并非一个独立的产业体，而是与香港、深圳、东莞构成一个统一的珠三角东岸电子信息产业体系，四个城市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和分工，这意味着相关产业资源在本地区内是流动而整合的，并不以惠州市政府的意志为转移。
正如现任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所分析的那样：“深圳的优势在于研发、人才和资金优势突出，在通信设备的研发和生产方面独占鳌头，东莞的优势在于电子产业相关配套能力强，其生产的电脑配件在全球供应链中占重要地位，而惠州的优势在于拥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国家视听产品产业园”两块牌子，以生产大众消费类电子产品为主，三地在电子信息产业的具体类别上本身已形成一定程度的错位”。
因此这也决定了，惠州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研发能力弱，产业集群化程度低，主要以生产终端产品为主，没有形成完整的集研发、零部件制造、终端产品生产为一体的产业链条。惠州要想超越这一分工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区域间的分工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
这样的分工也必然形成TCL集团这几年已经在做的产业布局，企业的真正决策和研发以及销售中心会放到深圳，而惠州只是生产环节。惠州整个生产体系会被香港-深圳地区的资本力量所塑造。这与惠州的石化产业状况可就完全不同。惠州的石化工业完全可以做到自成体系，支撑珠三角东岸甚至整个广东的重工业化进程，但惠州的数码产业并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