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纯朴民风和山水自然风韵造就了惠州地域文化的巨大包容性，构筑了惠州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
惠州自古民风纯朴，地理风光绮美，天宜、地宜、时宜、人宜，造就着惠州对外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也营造了惠州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在惠州一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就可得到鉴证。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中国的大文豪苏东坡谪惠，一来是被贬之臣，流放者；二者是一介落魄的文人；三者岁已近晚年，这是人生最悲惨的事了，但是，浦一到惠州，他却被惠州这块土地深深地吸引了，他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诗写到：“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他由衷感慨：一到惠州，就仿佛回到了家！这种“似曾相识”的纯朴民风，给了这颗落魄的心予多大的安慰！此后的苏东坡和惠州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已完全融入了这块古老郡都。
自然，苏东坡亲民的性格和民本的思想在这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最基本的恐怕还是惠州的风物宜人、百姓好客，也就是惠州纯朴的民风和博大的胸怀完全包容了苏东坡这个落魄的孤魂。
早在苏东坡前的近一百年，曾经在天圣年间入相的陈尧佐于咸平二年（公元1000年）知惠，就惊叹于惠州的“溪山奇胜”，作了一首据说是最早见诸记载的游惠州西湖诗; 还被罗浮山的美景所迷倒，请画匠画《罗浮山图》，自题《罗浮山图赞》；他又于西湖北畔梌山（今中山公园）建野吏亭，野吏亭位于惠城之中，西接西湖，北靠东江，南望西枝江，惠州风光之美尽在此间，正因为此，他题诗作记，乐此不疲，即使是以后回京做了宰相，每每还是念念不忘：“入朝大政，论奇胜，必曰野吏亭”（见张友仁《惠州西湖志》）。看来，惠州的风光山水之美，的的确确是攫住了这个宰相的心。
苏东坡、陈尧佐这些朝廷士大夫，被惠州由衷地包容和接受，绝不是偶然的，我们从一千多年的历史来看，与惠州有关的人、或与惠州毫无关系的人，总是源源不断地涌入惠州的怀抱，并为惠州人民所接受，为惠州山水所包容，这里面有历代著名的文人名士，也有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还有更多的移民如客家人、广府人、潮汕人、北方人及海外人士等等，并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共同劳作，共同艰辛……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因为惠州纯朴的民风和山水的自然天韵所造就的惠州的博大的胸怀和包容性格所致,构筑了惠州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惠州有一句很流通的民间俗语：“客家占地主”实际上这就是惠州民风中巨大的包容性的一个真实写照。这在历代惠州文化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段的特殊格局中，形成了一个个有相当吸引外来优秀人才、优秀文化的重要因素。在今日惠州的现代化建设中是尤为可贵的“地利”和“人和”之源。
2、开放性的地域环境形成了惠州兼容的文化特征,使惠州地域文化呈五彩缤纷并使其显出独特的魅力。
惠州地居岭南腹地，地理位置独特，居粤东西南北之中间要冲，水路陆路交通甚为发达，于是，各种文化形态很快便注入到惠州地域之中，并迅速形成发展的趋势。如东汉晚期僧文简就在惠州西湖首创伏虎台开堂说法，是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最早记录，时间上，“比岭南地区最早的佛迹光孝寺早百年，比韶关南华寺早三百多年，比潮州开元寺更是早五百多年”（见何志成《惠州佛教发展概述》）。这是形成惠州文化兼容特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因素。
惠州据地理之优，使之东西文化交润，南北民风融洽，加之惠州民风有较强的容客性，于是在惠州这块古老之邦调出了一种五彩缤纷的文化现象，其特征就是很强的兼容性色彩。
惠州地域文化之兼容性，主要体现在①：语言的兼收并蓄，外来语（客、粤、闽语言）交融通畅，在岭南地带，最能接受并推广普通话的就是惠州；②风俗文化呈五彩缤纷。如广府的茶楼文化、粤曲文化在惠州容铸成一方独特的文化。同时，客家的居式、服饰、饮食诸俗同时也兼容进惠州的民风之中，很典型的就是凉帽，本为客家人独有，但在惠州，稍加改进便成了惠州东江一带的特色；③民间文学的“山歌近客谣近粤”；④民间艺术类:广府流传的龙舟说唱，到这里改造后成了客家龙舟说唱；传统舞狮, 广府地区风行的大头狗、东江流域的麒麟、山区的斗牛、海边的扁鼻、学佬的白鸽狮都容铸成了惠州传统的狮种，这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曾看见的；⑤宗教文化中，从供奉的各种神灵也可看到一二: 除正统的佛道两家神灵外，广府的金花娘娘神、惠州本土的青草姑婆神、客家地区的谭公爷神等等在惠州相安而存，民间各有所求，绝不厚此簿彼，形成为一种甚为有趣的宗教文化现象。⑥饮食风俗文化的容铸。如茶酒俗、客家人的绿茶、广府人的红茶、闽地的乌龙系列，在惠州都有其市场，各种茶礼酒俗也都溶入惠州的饮食文化之中；就连传统菜式中所谓东江三大名菜之酿豆腐就是很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客家名菜，另外闽地的粉粿食俗，粤地的茶点小吃，客家的民家饮食等，均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惠州的饮食文化之中……
在当代开放时态下的惠州民风，由于其具有很典型的“不拒外性”和包容性，一些外省的民俗民风也相继融入惠州文化特色之中，这在与广、客、闽地区文化较为自闭的地域相比，就更显示出了其五彩缤纷的文化风格，显示出了惠州地域文化在岭南一带所拥有的独特的魅力。
3、非正统性铸造了惠州文化的多元化及革命性色彩，影响着惠州地域文化的与时俱进。
开放性的地域文化特征，使缤纷五彩的思想与在惠州纵横交错，导制的直接结果就是惠州文化的远儒性和非正统性。这种所无拘束的环境，使惠州文化形态与思想异常活跃，直接产生着惠州文化的多元及革命性色彩。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的一场革命，其重大意义在于使腐朽的儒学获得新生，重新确立中国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但是，正是宋明理学，超越了传统儒学的正统的桎梏，使中国文化思想从沉闷中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惠州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北宋周墩颐创始理学，到了南宋，惠州一带就受到影响，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粤东学者薛侃首先将理学流派之一的王阳明“心学”传入惠州；接着，周墩颐裔孙周应治来惠讲学，并在西湖北岸筑天泉书院，开惠州一代学风；明朝中晚期，粤东、粤中的理学相对出现高潮，地处这两地域之间的惠州自然受到很大的影响，导致了“明末时期，惠州士大夫的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叶萼、叶春及、李学一、叶梦熊、杨起元、张宣等在国内颇有成就的杰出的学者，他们均师出多门，学识渊博，著述甚丰，在嘉万年间，他们共有十一部著作被《四库全书》收编，其中著录九部，存目两部，开创了惠州文化的全盛时期”（何志成《宋明理学在惠州的兴起和衰落》）。尤其是这种非正统性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杨起元，他把理学中粤东的阳明心学和粤中的白沙之学相结合，创造出广东理学的又一流派，特别是他的“引佛入儒”学说，直接面对正统儒学予以旗帜鲜明的挑战，因而引来了以正统自居的士大夫的强烈不满，连《四库提要》也愤愤指责：“起元变乱先儒，其流毒且及经义矣！”
这些非正统性的活跃的思想，直接导致了惠州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和革命性特色。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传统儒学与多元的理学兼存；传统的儒学与佛道相交辉映；传统儒学与海外文化理念相衬补……等等，以及客家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甚至北方文化的真情融入，对港台文化及海外文化的择善而从等等；这些离经叛道的思想根基，还直接导致了惠州历史文化的某些色彩，例如历代民众的反叛思想和行为：有据可查的农民起义活动，每朝每代层出不穷；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两次就在惠州；孙中山推翻清朝政府，惠州是最主要的基地之一。-------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思想上的离经叛道，它们重要标志是：反对固守陈规，讲究创新；反对腐朽没落，追求革命与进步；反对闭关自守，枉自尊大，推崇改革和开放……它不是社会动乱的孽因，而是与时俱进的动力，也是今日改革开放能在惠州找到最好的实践地域的最基本的思想根基。
4、尘战的热土，培养了惠州骠悍的民风和民族气节，为惠州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惠州地处粤中战略要地，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因而历代尘战频繁。这样的动乱地域，加之历代将之作为贬官的流放地，日月堆砌，形成了惠州民风的某些粗野的风格，清代嘉庆及光绪版《惠州府志》，均提到“惠州民风骠悍” ，这不是偶然的。惠州历代出现的各类官宦人才不少，均在某种时势的熏陶下应运而生：明代出了一批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杰出人士；辛亥革命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些最为动荡的年代，惠州又出了一批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这都是惠州这块土地的民风气韵所造就的；尤其有特点的是，这些人物，大多有一个共性，或忠诚耿直，或作战勇猛，均表现了一种超然的英姿和诤诤骨气，成为惠州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史实。如明代：二十四史中《明史》就明确的记载过五位惠州籍人士，正史记有两人：王度、陈吾德；附史有三人：叶梦熊、杨起元、叶春及。这五人中，二武三文。二武者，即山东监察卸史王度、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叶梦熊。这两人，前者是明初著名的“靖难之役”中的典型的忠君人物，死后明仁宗下旨在西湖建“孤忠祠”以表其一代忠臣；后者叶梦熊名声更大，以英勇的大无畏精神于西北疆地平叛，其功勒石贺兰山，死后皇帝赐葬西湖游龙山（今菱湖之太保山），这两人可谓英勇无畏，战绩彪柄，是惠州骠悍民风孕育出的有超人胆略的军事人才的杰出代表。
三文者，即给事中陈吾德、礼部尚书杨起元和叶春及。这三人中的陈吾德，官阶不大，但他以进谏直言著称，以致其在官场三起三落，被载入明正史；杨起元虽为做学问的官宦，官也很大，但他在冲破传统儒学桎梏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骨气让后人称颂；叶春及也以敢谏著称，风格“刚方廉介”“学行表表”，以其正气得罪不少权贵。这三人同样以它刚正不阿的品性占录明史，为惠州在明史中写下光辉的一页。
清代末年惠州还出过一个很著名的官宦——鸿胪寺正卿邓承修，他尤以敢谏敢作敢为的“铁汉”形象闻名朝野。他的锋芒大部分都是直指腐败的晚清官员，就连李鸿章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也照弹不误；出使安南代表清政府和法国殖民者勘界谈判时，硬是顶住殖民主义的武力威吓和国内投降派的政治压力，一身正气，态度强硬，捍卫了中国领土完整和尊严，成为谈判战线的民族英雄。
辛亥革命，由于惠州是孙中山推翻清朝的最主要的基地之一，惠籍人士于是书写了一部部惊天动地的英豪篇章。如领导三州田起义的郑士良；被祀入西湖点翠州留丹亭的坚强烈士陈经、、林冠慈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惠州又出现了坚决反右的国民党杰出左派领袖廖仲凯、出现了以超强的气魄挺身而出反对叛变革命的将介石的无畏将军邓演达、同时还出现了以带领“铁军”著称的北伐最著名的将领叶挺。
除此外，惠州还是历代反抗封建腐朽统治的最热火的地方，如五代时期就有张遇贤的震惊南中国的农民大起义；明末，有韩如璜、韩如琰兄弟反清复明起义；清末，更有陈履四农民起义和翟火姑农民起义，尤其是翟火姑起义，征战粤赣等地数千里，历时十年，重重地撼动了清朝政府在南方地区的统治。
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层出不穷出现，是为惠州膘悍民风的一种十分好的注脚，特别是辛亥革命到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大动乱时期，惠州这块热土所出现的国、共两党的将军就达100多人，可谓是“乱世豪杰，层出不穷”，而惠州特殊的地域民风，就是这种豪杰出现的基本因素。其对惠州地域文化的影响，就是强烈的民族自尊与爱国主义思想的综合体现。
(原市委宣传部课题论文惠州地域文化的特色及现代转换中间部分的执笔论文)
绿叶6958于
2003年2月
2003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