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太平洋战争已经将近两年，香港也被日寇占领年多，我们惠州，在日寇蹂躏三次后，市民抹干了眼泪，含辛茹苦，惨淡经营，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商贸兴旺，带动了各行各业的拓展，尤以水陆交通，显得十分繁忙。东江上游广大城镇乡村，急需的煤油（也叫火水）、布匹、洋货、火柴、石蜡、西药……等物资，由香港偷运来惠（少量由常平、石龙运来），装船沿东江逆流而上，运抵横沥、泰尾、古祝、河源、以至龙川等地。东江上游的农副产品，用木船（或竹木排）载着，顺流而下，运来惠州集散，生意兴隆。那时走“水客”，贩卖“沽衣”，人来人往，使惠州成了货物集散地，人口骤增。香港、广州等地的难民，也逃来惠州避难，使人口有增无减。
1942年10月始，至1943年4月止，老天爷太吝啬，滴雨不下，惠州郊外广大田野，到处龟裂，江河见底，溪沥、鱼塘干枯，农耕无法进行，成片成片沃土荒芜，农民叫苦不迭，市井百姓也嗟叹望天。久旱无雨，树木枯黄，尤以竹树，竟然开花结籽，籽落竹枯。大地虽然龟裂，田野上却长满杂草，尤以艾草、马屎苋、老鼠耳郁郁葱葱。竹籽、艾、马屎苋和老鼠耳均可食用，真是天不绝人之路。
1943年开春后，市面上谷物略微上扬，到3月，价格明显飚升，各间米店，挂出“早晚时价不同”、“存米不多”的牌子，有时“售空”水牌放在空米箩正中。触景生情，情生恐惧，人心彷徨，抢购粮食开始出现。踏入4月，多数米铺店门大开，却摆出空箩，有些虽有米摆，可手触见底。早上八时，店门打开，几箩做样子的米箩，有序地摆放在店中，不够半小时，米飞箩空，有钱买不到米，人心更加浮动。那时，县城（现桥东）菜园墩有一间“三民米机”，机器隆隆在响，碾出雪白的米，人称“火绞米”。米初上市，少人问津，为什么？市民怕上火，怕热之故。可此时，米铺无米卖，市民便涌向这间米机，排起长队，争先恐后，插队有之，人情有之，帮亲有之……很是挤拥，吵骂声不断，以至打起架来。开始就限量供应，每人可买15斤，两三天后，只能买12斤、5斤，最后，摆出空箩，无米卖，机器也不运转。民以食为天。买不到米，怎么办？人们从吃干饭，转吃稀饭（食粥），接着，稀饭也吃不上了。当然，官宦和富有之家，饭照食，心惊悸，生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生活过得有些提心吊胆。一些奸商，互相勾结，操纵了粮食市场，加上屯积居奇的有钱佬，把粮食藏起来，令灾荒火上加油，灾情更为严重。肚饿思食，总要填饱肚子，不少家庭用少许米粒渗进杂粮、野菜，煮来渡日，最后，连这样餐饭也吃不上了。人们开始用竹籽、马屎苋、硬饭头、木瓜头和艾充饥，一两天可以捱过，时间一长，缺乏营养，患病了。初时，脚面浮肿，不几天，就下了黄泉。那时有一句口头禅：“脚肿脚消，锄头与钎锹”，意谓死去埋掉。市民这样，流落惠州的难民又怎么样？更惨。他们上无亲，下无故，得了病，无钱医，躺着呻吟，等着断气。那时，每天上午，有两辆收尸车，车轮外边用铁皮包着，车身一米多高，四周用木板围着，一人拉，一人推，一辆负责府城，一辆负责县城。府城收尸车从学宫、市场尾、西湖边、各间祠堂和庙宇一直搜寻，有死尸，就抬上车，运往五眼桥旁边的草地上，挖穴掩埋；县城从东新桥脚沿水东街直上，直至县学宫，然后，到各祠堂、庙宇等处搜寻，一有尸体就抬上车，运去九龙岗掩埋。有时一日两次，满满一车，足有十多具尸体。据此推算，光难民一项，饿死于街头的足有二百余人。市民死去的，亦有百余人。
与灾荒齐来的是各种疾病，常见的是手脚生疥疮（黄脓癞），疟疾（打摆子）、伤寒病和炭疽病等。这些疾病，与日军波字第8604细菌部队有关。该部队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总部设在今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内。当时，日寇在广州南石头村设有难民营，大量粤港难民囚禁在此。他们吃了日本人的粥饭和汤水，便身带细菌，染上各种疾病，不知是日军故意或是别的原因，让不少难民逃出来，涌来惠州后流落在各个角落和一些热闹的地方。他们随处屙屎屙尿和人们接触，疾病便传染开来。得病后，凄厉痛楚，又无药医，不几天便死去了。天天死人，天天收尸，饿死病死，惨不忍睹，令人可怕。没死的难民，为了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男的当苦力，女的嫁给惠州人，小孩被人认养，有些流落惠州郊区农村，真系凄凉。
本文原载《鹅城忆旧》（惠城文史丛书之十），惠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2008年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