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援王佑翁宝，一种深刻的忧虑

　　这几天一直在关注富士康关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索赔案。这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正如《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所说，这是“一个指标性的事情”。不管事情往哪个方面发展，其结果都会在中国新闻界引发极大的震动。这不得不让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高度关注此事。

　　关于此事的争论，在天涯、新浪都是铺天盖地的。关注此事的人大致分为两部分，人数偏多的自然是声援记者，鄙视血汗工厂的满怀正义感者，另一部分则是对新闻工作者存在偏见，且站在企业的角度说话的冷眼旁观者。虽然，对整件事的下一个客观的评价还为时过早，毕竟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真相的冰山一角已经露出，这已经足以让我们被一种深刻的忧虑所困扰。这种深刻的忧虑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反观中国当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史，相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发展史来说，应该算是呀呀学语的婴儿时代。尽管我们唐代就有了古代报纸，但提及贯穿其中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和精神，我们只有惭愧的份儿。在特定的国情里，我们不由得极大限度地放慢了自己前进的步伐。应该承认，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式的，中国报业的发展虽然难以逃脱这条定律，但是在繁华背后隐藏暗礁的经济大潮里，还是小心翼翼地坚持自己前进的步子。进入21世纪以来，这些暗礁不但没有被涉险通过，反而变本加厉地变得凶狠起来。有些人对这些暗礁妥协了，情愿止步不前也不愿触礁葬身经济大潮之中，也有一些人果真充当起勇者，即便被摔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些勇者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虽然他们被赞许着，但不足以让身后的人鼓起勇气。这样的牺牲毫无意义。

　　中国的记者永远都处于这么个尴尬的窘境。他们心里有太多的酸楚无法说出来，以至于最后丧失了自己一直执着的原则。而最终被经济大潮冲碎底线的记者，也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如果说富士康索赔事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那公众不再对记者信任或者不再从理解的角度来看待新闻界现状的信号，则显得更为危险。终有一天，新闻行业会成为真正的高危行业，在丧失公众这把“保护伞”之后。

　　很长时间以来，唯有骁勇的揭黑记者才能得到公众的尊敬，他们的存在堪称公众对记者起码尊重的最底线。如果连他们都被公众漠视，那会是怎样的一种糟糕境地？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对索赔案的立案，足以证明统治阶级对报业底线的漠视。而这又证明了什么？对新闻监督的不以为然，或者是讽刺自由言论的不可能？有专家指出。法院之所以立案，完全是因为那高额的诉讼费用。为了区区十几万的诉讼费，就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不恰恰证明这种漠视的存在吗？

　　无数人都在指责一些特定环境下的官商勾结，但对于这个典型的个案，我们不得不有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忧虑，这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没有恰当有力的舆论监督，谈何民主法制社会；没有保护舆论监督的政府，又谈何恰当有力的舆论监督呢？中国的报业发展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这也似乎可以归结于无产阶级办报的特征。中国的记者们就像颤抖地站在经济大潮中的浪尖上，时代赋予他站得高望得远的权利，却又保留着随时让他们摔下来的权利。我是多么希望他们是站在逆流而行的帆船上，虽然颠仆不已，但总不会毫无悬念的葬身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