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根羊肉串和没被妖魔化的新疆人

　今天很庆幸在博罗县光明路吃了4根羊肉串，让我认识了一位相当诚恳的新疆朋友，不过也很遗憾，竟然没有得知他的姓名。在我眼里，他是没有被妖魔化的新疆人。

　很难想象，我用了半个小时来吃那不到二两肉的羊肉串，让我一直舍不得离去的原因是他有着我意想不到的倾诉愿望，而我也对他嘴里说出来的，有关新疆的一切很有兴趣。一开始，他为了证明他所卖的羊肉串确实是从新疆空运过来的，就拿出真空包装的羊肉给我们看。对于这样的推销伎俩我们自然不以为然，但是把羊肉吞进肚子的时候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确实味道不错。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像是汉族人和维吾尔族的混血儿，因为他不具备“高鼻梁”的明显特征。或许他害怕我怀疑羊肉的正宗，一直坚持他是纯粹的维吾尔族。而当我试探性地问他怎么看待近年来新疆人被妖魔化的事实时，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众所周知，目前新疆维吾尔族小偷在全国已经泛滥成灾，即便距离新疆几千公里的惠州，也随处可见他们的踪影。在西子的惠城窗口里，有关“新疆小偷”的帖子时不时就会出现，而每当出现的时候，总能引来网民的一片骂声。在声讨的巨大浪潮中，很少人会去反思这个现象的本质所在。到底是新疆人妖魔化了自己，还是新疆的败坏分子妖魔化了新疆人。

　其实谁都知道任何人种都有好人和坏人，前些年河南人、东北人被妖魔化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几乎都是河南人和东北人。到了今天新疆人的被妖魔化，除了一些颇让新疆人尴尬的事实之外，政府的疲软管制也成了相当重要的间接因素。从事过宣传和公安工作的人都知道，不管什么问题，只要牵涉到少数民族，特别是西部维吾尔族、回族，都是避之择吉。我记得前年一家穆斯林餐厅很放肆地从楼顶往下倒了一筐煤渣下来，将一辆很不幸停在下面的大众砸得面目全非，车主随即报案并报料到当地报社。记者和警察来到现场，看到煤渣的主人是穆斯林，记者掉头而去，警察不能不管，只能是苦口婆心向穆斯林解释这样是不对的，要向车主道歉并将车清洗干净，丝毫没有平时跋扈的气焰。

　对待新疆小偷的问题，政府疲软管制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宪法给政府布下了雷区，让政府不敢越雷池半步。很显然，少数少数民族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和汉族人的理解有点不同。比如当前政府规定的治安管理条例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携带管制刀具不作限制，这就已经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同时，公安机关对新疆小偷的惩治力度也绝对是失之疲软，没有犯罪事实的往往都是前脚进后脚出。普遍来说，“打不起我躲得起”的态度是政府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主流态度。党政一把手如果被认为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可以说毫无政治前途可言。

　政府的疲软管制，恰恰成了新疆小偷赖以生存的空间。在南坛，一个六七岁的新疆小孩可以堂而皇之的拽着你的包不放，当你意识到孩子十米开外有个大眼睛高鼻梁卷头发的大人时，你已经不可能对这个孩子再做什么，只能是恳求一样的“请求”孩子松开稚嫩的手；在人人乐，如果你真的出奇的好奇去买那些用葡萄干做成的千层糕，你会发现你要一斤他却切给了你两斤，当你强硬要求只要一斤的时候，顿时就会有三把左右很厚实的菜刀在你眼前晃荡着……这些都是事实，如此之多人的亲身经历，才构成今天新疆人妖魔化的泛化概念。

　我是汉族人，经过高等教育之后我并不存在民族歧视，相反我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大学的时候还经常到专门给穆斯林开设的餐厅吃斋。但面对一字排开的千层糕，我总是不自觉的加快脚步，仿佛在瘟神身边走过一样。在信息爆炸的年代， 大众传媒都无法正常曝光引导的年代，老百姓很容易达成惊人的一致。比如非典时期卖到了一百块钱的醋。同样的道理，老百姓很快的就将“新疆小偷”这个新名词来指代屡屡犯案的维吾尔族作案群体。关键问题就在这里，当“新疆小偷”等同于“维吾尔族作案群体”的时候，新疆人就被妖魔化了。长期的以偏概全的指代概念传播，自然而然就将地域歧视扩大化。维吾尔族和内地各民族的民族矛盾被激化，已经到了非常难逆转的阶段了。

　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前面提过的羊肉串师傅，这位扁鼻梁的师傅就完全没给我“妖魔”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卖的是羊肉串，而不是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千层糕。我很惊讶于他的诚实，我们只不过消费了4根羊肉串，价值4元，他也能对我们服务周到。从他的谈话得知，对新疆人被妖魔化的问题他也显得忧心忡忡。当我问他为什么会到广东来谋生时，他说一方面是因为广东的气候好，没有西部的干燥，另一方面则是在他生活的那个城市里，当地的同胞也给了他极差的印象，吸毒的也有，流氓也不少，而在广东，反倒没有人敢欺负他们了（在惠州，似乎连最坏的小混混也不敢动新疆人一根毫毛吧）。他还说自己和妻子是新疆一事业单位的职工，买断工龄之后才到广东谋生，光是晚上卖羊肉串一个月也能赚差不多3000块钱。我问他为什么要从新疆空运羊肉过来，这样成本不是很高吗？他自信地指了指自己的招牌，偌大的“正宗新疆羊肉串”，“做生意要诚实嘛，不过确实我们那的羊肉才够味儿。”他说。

　和这位新疆朋友的交谈，让我回想起大学时期在甘肃敦煌的旅行。那时候我还不在意去区分维吾尔族和回族。那时候我住在国际青年旅行社，一连几天三餐都在一家新疆小餐馆里吃。老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热情好客，待人坦诚，还教我们怎么做新疆菜，特别是我喜欢的新疆大盘鸡和拉条子。那时候是1998年，新疆人还没有被妖魔化。民族之间的差别就算再过百年也是无法消除的，纵观我国自解放以来的民族政策，我丝毫看不到民族同化的好迹象。“西北王”王震的努力，好像仅仅是充实了新疆籍少数民族的人口，对消除民族差别并没有太大的贡献。或许等到维吾尔族和藏族人都不能携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新疆人不是匆匆而过，而是大方地交流吧。看到今天的民族尴尬，感到有点痛心，所以写下了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