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0年代以来，惠州以电子信息业为突破口，大力培植了TCL、德赛、华阳、侨兴等几家大型企业集团，以此为平台，也引来国际众多知名的大公司、大财团投资，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18家在惠州投资。
产业抗风险能力弱
目前，惠州工业的支柱产业主要是电子行业。据惠州市统计局的统计，电子信息产业工业总产值从90年代以来就一直占据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有余，而且，外商投资项目有将近80%集中在工业制造业领域。
惠州学院经济管理系主任朱永德教授指出：“惠州工业支柱产业结构单一，市场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弱。”
朱还指出：“以TCL、德赛、侨兴等为代表的企业中，彩电、手机、电话、电脑等都是企业的主业，而这些产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激烈竞争，暴利时代已经过去，利润额度正在逐渐下降，但退已没有退路，转型也不是一两天的事，而产业升级又存在潜在风险。”
近几年来，电子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价格不断下调，利润空间一再收窄，导致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持续回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据惠州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资料显示，近两年，电视机、影碟机和电脑等产品价格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如乐金电子、TCL移动通信等企业，受电子、手机等产品价格下降影响明显。
因此，朱永德认为：“企业一定要寻找新兴产业以追求可持续性发展，需要企业有第四代、第五代的产品或产业替代，而且与外国巨头相比，具备比较优势。”
但由于惠州的工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技术和资本实力还不够雄厚，资源缺乏。除了TCL、德赛、侨兴等几家大型企业外，很少企业拥有自主的研发机构。长期以来，惠州产业一般产品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与高新技术产品短缺的现象同时存在，相当部分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具有技术诀窍、拥有专利的产品不多。
更致命的是，工业产品因技术含量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加上许多企业产品结构雷同，尚未形成适应买方市场的新形势和分层次、多样化、各具特点的工业生产工业体系，升级的阴影让惠州的电子产业一直未能有大的发展和提升。
产业集群化程度低
电子信息产业是惠州的基础产业，但产业集群化程度并不是很高。据TCL通讯设备（惠州）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工透露：“仅从数量而不从金额上来看，我们选择的供应商当中，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各占一半，因为我们选择供应商时都要求至少要有两家以上竞争，而且面向全国。”
侨兴集团董事长吴瑞林也表示：“我们也是面向全国甚至全球采购，但就目前采购的结果来看，大约只有30%是本地采购，而且大部分是塑料、五金、纸箱等一些基础性的部件，像二极管、三极管等一些有科技含量的电子原器件很多都是从长三角采购回来，下游的零配件不够用。”为此，吴建议，要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配套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
长期以来，惠州致力于发展外源型经济，并取得很大的成功。近几年，各地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外源型经济发展的势头进一步强化，相对而言，内源型经济，主要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比较薄弱。虽然，近两年私营、个体的单位数增长较快，民营的重要性也逐步被社会各界所认识，但是，在社会总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外源型被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就会弱化。
有人认为，惠州与珠三角发达地区最主要的差距，不是GDP总量，而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东莞服装、南海铝业、顺德家具以及温州产品，这些成功发展的民营经济，都表现出“集群发展”的特点。产业集群发展的模式，就是众多中小民营企业集聚在一起，生产同一种或同一类产品，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区，集聚区内分为最终产品企业、中间产品和服务企业两大类，相互之间既分工合作又激烈竞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物流和信息流网络。但在惠州，除了惠东的鞋业，难以找到一个像样的民营经济发展集群。TCL为什么到中山建空调厂，到南海建小家电厂？就是因为当地的产业链很完善。
而且，对于中海壳牌这个超级项目，可说主动权不在惠州，也不在中方的主要代表—中海油，无论是融资还是决定因素的人才、技术与市场，都毫无异议地牢牢掌握在洋人手中。这样一来，一个地区的发展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二个大项目上是不现实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还得依靠众多的高效益的中小企业，和完善的服务体系。
惠州市经济贸易局工业科科长钟质高也承认：“我们的产业集群化程度确实做得不够，在接下来的十一五计划中，我们将加大对此的投入力度。”
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近年来，惠州加工业、制造业得到快速地发展，但代表城市主导功能的高层次第三产业如金融、信息、贸易、教育等，发展速度一直远远滞后。
在金融方面，据当地一家较大型的民营企业透露，因国家实行收缩银根的宏观调控政策，企业融资能力下降，特别是中小企业，因此而发展后劲不足。同时，金融配套远远不够，资本活跃度极低，在惠州，连一个商业银行都找不到，企业间借款还款有时要到东莞、深圳等地去，影响着企业的成本。
在商业方面，朱永德教授指出：虽然目前惠州的房地产已经复苏，但规划很乱，商业区和生活区不明确；惠州市内的商业分布也不合理，找不到一个商业中心，而且，惠州自身的商业品牌非常弱小。在建设大市场、大流通格局方面，至今没有建立一个上规模、上档次、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辐射力强的专业化市场。
在人才方面，据侨兴集团介绍，由于每次在惠州人才市场上招聘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制造业的工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人才结构的不合理。为了招到高级研发人才，侨兴在上海、北京增设研究基地。人才难招根本还是城市的发展环境造成的，城市中文化气氛很缺乏，想要找“充电”的地方都难。
另一方面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各镇、办、主管部门的经济总量，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不平衡，比较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各具特色和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龙门、博罗等县的干部，与惠城、惠阳、大亚湾区就有着很大的心态差别，因为贫穷，很少干部愿意真正扎根在那里。
有为政府的利益失误
一位外地来惠投资精细化工的企业家曾很精辟地概括道：“来惠州投资，事儿比较少。”也就是说，惠州的投资软环境比较不错了。朱永德教授也指出：“如果让来投资的企业家感到来这里做企业很累的话，这个地方就完蛋了。”
但是惠州一位区域观察人士这样指出：如果要对过去惠州二十多年发展进行全面反思的话，恐怕不是一时能谈得明白的，但有这么一点值得深思：就是战略目标没错，错在具体决策的失误。撇开“炒地皮”这一重大失误不谈，在吸引外资上也出现了重大的决策错误：以惠州港为例，由于具备如此优良的条件，并宣称是中国东南沿海少有的优良港口，本来李嘉诚已慧眼独到，看中了大亚湾这个港口，决心投资参与开发建设。然而，当时惠州高层的某些领导竟为了要与李嘉诚争控股权而错失了港口巨人投资的良机。其实李嘉诚一直没有放弃过这个投资项目，事后想再续前缘，却遭到了惠州某些高层人物的冷遇，李嘉诚只好跑到深圳盐田，宁可开山造路，对大亚湾港望而却步。此外在基础建设和海外港澳产业转移的几次机遇中，由于看不到经济发展的面貌而错失良机。
不过，朱永德和钟质高都指出：“目前，政府已经磨灭了急功近利的心态，就像中海壳牌这个项目，我们市政府已经作出了许多让人不可想象的让步，原因就在于，并不是看中这个壳牌本身的项目，而是从长远利益来看，它随之而来的下游配套项目更能带动区域产业的发展。”
此外，惠州政府规划了惠州市的产业布局，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经济的投资主体是企业而不再是政府，也就意味着未来的产业运作主体是企业，如何让企业按照政府的步骤走显然是一个现实而又棘手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