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从一个单纯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地区一跃成为广东地级以上市的第七强，尤其是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两方面的重要经验：一是外向型经济带动，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及其改革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个案经验。
根据惠州市经贸局的总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惠州率先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实行授权经营，管理层持股等，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创造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惠州模式”，这一模式成功地推动了惠州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TCL改制的启示
TCL的改革是“惠州模式”绕不开的话题。TCL通讯设备（惠州）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工认为：“TCL改革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是企业机制建立得比较好、比较灵活，除了政府充分授权外，企业内部也是敢于放权，允许让下属失败、创新。其次是以李总（李东生）为首的企业带头人的思维总能够超前一步。最后是惠州这个城市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合金文化使得政府与企业能够取得发展共识。”
在《TCL文集》中，李东生也曾谈到改制成功的四要素：“首先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比较早地鼓励、推动企业往改革的方向走；二是改革的操作方案比较切合实际，把国家利益、企业发展、员工得利这三个目标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多赢的局面。三是规范了操作。四是授权改革时的时机好，操作思路也好，是从增量资产而不是从存量资产上来做文章。”
惠州学院经济管理系主任朱永德教授也深有同感，他指出：“首先，TCL改制，政府扮演了一个很好的角色，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其次，惠州的国有企业运营机制还是比较先进的，机制相对灵活，比如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以及中层以下人员的分工明确，比起其它地区的国企而言，他们更能够摆脱旧框架的束缚。”
政府的“有为”
在惠州，惠州政府对于企业的影响是非常深入的。像TCL改制事件，朱永德教授就高度赞扬了政府的行为：“惠州政府没有考虑眼前的利益，能够从长计议，既保护企业，又保护地方经济。”
他指出：“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民营化方向发展，这是不对的。作为政府，它在里面不是要干什么，而是应该干什么，要根据市场特色、企业情况来推出政策措施。应该说，惠州政府做得还不错。”
朱还表示：“目前惠州市级领导中，一些副职都是从企业中出来的，他们对企业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感情。”
对此，顾工则认为：“惠州政府在惠州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充当‘有为’的角色，无论是企业的体制改革，还是业务拓展，对于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的扶持是足够到位的。”
而在惠州政府的系列“有为”行动中，李鸿忠的名字一再被提起。据侨兴集团董事长吴瑞林说：“侨兴能够顺利地发展到今天，是因为当初处在发展拐点的时候得到了李市长的帮助。”当时是95年，侨兴的电话机产销量已达到全国第二名，李鸿忠首次前往侨兴集团考察，并向侨兴指出二条道路：一是成立集团公司，以集团化规模增强抗风险力；二是股票上市，走资本之路。后来，在李的引荐下，侨兴集团找到了一家出色的财务咨询公司，并于1999年成为中国内地在NASDAQ上市的第一家民营企业。
对此，钟质高表示：“因为李书记从1988年挂职惠州市副市长以来，就一直主抓工业，到2001年任惠州市委书记的十几年里，是惠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那时期的惠州企业都得到李书记的关注。”
根据广东省社科院惠州课题组的分析，纵观惠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1988年；第二个阶段是1989年至1993年；第三阶段是1994年至今。期间，惠州已经由农业经济为主转变为以工业经济为主，实现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