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杉矶飞回夏威夷，已是夜里11点。打开电脑点出惠州•西子湖畔之《西湖文苑》，骤见著名画家黄澄钦先生《挽张剑萍老师》一联，心头为之一颤。起立默哀后我含泪说：“张老师，学生杨照榕在两万里之外向您遥致哀悼！”
我遗憾自己不能参加张老师的葬礼送他最后一程，就立刻写了副挽联并重抄《题张剑萍牡丹画作四首》发向西湖文苑和家乡风情。
这一夜，往事涌心头，剑萍老师慈祥温厚的面容不停浮现眼前。
1965年初秋我上高三了。我早就仰慕高三几位科任老师，当我知道张剑萍担任我班语文老师后，心里好生高兴！由于我的语文成绩较好，同学们仍然选我做语文科代表，因而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张老师。每周除了上课我还要两次去他房间交全班作业及取回作业。他喜欢安静，较常在自己宿舍里办公。这样一来我同老师单独相处的机会自然就多了。不过他语言不多，但很和霭，我觉察到他对我特别亲切。
有一回张老师问道：“韩光、方国生两位老师（高二、高一）给你的作文打多少分？”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一般都是90分左右，韩老师有次给了98。”临走时我补充了一句：“初中时有个钟老师给过100分。”张老师听后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张老师给我的作文打分从未超过90，通常都在85—90之间。他对我的作文批改很严格。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一个不漏地纠正，批语更毫不留情。“这一句多余，删去。”、“这行字从箭头指处前后调整。”、“通篇书写缭草，重抄！”等批语经常出现在我的稿纸上。他的钢笔字写得工整有力，令人喜爱，我感受到一种催人奋进的鼓舞。虽然他对我的功课批评多于表扬，但是我对他更尊敬了。
那时上级经常进行教学交流活动。当教育局的干部或别的地市中学同行来我校“交流”时，校长多数安排他们听张剑萍的课。但张老师从来不更改授课程序，也从不预作课堂提问布置。有一回惠阳行署教育局几个人来我班听课，张老师第二次讲《孔雀东南飞》。开课后他先叫某同学背诵课文，那同学背了两句就打住了，于是他叫我重背，还强调“普通话要尽量读准。”我阖上课本站起身——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还背不到一半，张老师说：“停，坐下。”他检测了前一堂的授课效果后继续讲他的课。
高三那一年，虽然我经常出入张老师的房间，也曾在房中看过一幅鲤鱼小画和一幅荔枝图，但我一直不知道他是个画家。沉静、低调，实实在在做人，从不宣扬自己，拒绝任何形式主义，这是剑萍老师留给我的基本印象。
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起，校长和大部分老师都受到冲击，张剑萍被当作“学术权威”来批判，但前头没有“反动”二字。高三（2）班几个学生贴他大字报，批评他所写的两个剧本—《牛郎织女》和《钓鲨鱼的人》—宣扬“封资修思想”。但这些批判文章内容空泛，掀不起大浪。其中有句剧词“日出东方白”竟被指责“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反调”。有人在大字报上批曰：郭沫若《满江红》词中有“雄鸡一唱东方白”之句，毛主席还和他呢，到底谁唱反调？
几天后一个傍晚，我听说本校一伙“红五类”学生要去抄张剑萍的家，就约了几个同班同学尾随而去。当时张老师家居水东街西端靠南的一幢木板楼上。我抱定主义：如果红同学胆敢抢掠张家财物或殴打侮辱老师夫妇，老子拼命！进入张家我一言不发，怒目而立。红同学打开书柜和抽屉，取走几本书册说要回校“分析批判”，并无其他过激行动。他们离开后我望了张老师一眼，他也目送我们下楼，彼此一句话都没说。
唉，在那样的年月里。
1967年初，全国“文革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清算、批判“刘少奇‘资反线’”的斗争在全国展开。一月中旬我从外省“串联”返回惠州，迅速在惠阳高级中学组建了一支名为“东江风雷挺进纵队”的另类学生团队。其时全校老师仍被红五类们圈禁在马蝗岭农场里“劳动改造”。竖起造反大旗几天后我一个人走到马蝗岭，看见老师们个个容颜憔悴、精神疲惫，内心十分愤慨。回校后我立刻写了张字条给红五类总部的头头：张剑萍老师年事已高且体弱有病，必须立刻回城休息疗养。胆敢阻挠者本组织将采取革命行动！——当时“革命行动”四个字的含义是什么谁都明白：武力保护、强行解放！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达命令，这道命令被执行了。张老师当天下午平安回到家里。
又过了几天之后东江风雷已人多势众，我用同样方式解放了全体老师。
伟大领袖有句话是说得很好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从小就尊敬老师，而老师们也都很爱惜我。2004年春天我已从官场出走17年。某天有人向我传话：惠阳高中的老教师想见见你。我深感内疚地请那位传话人代为转告：明天邀请全体老教师到西湖大酒店茶聚。结果来了十五、六人，能走动的基本上都来了。可惜不少老师已离开人世了。
张剑萍老师除了教我文化知识之外，还对我有一饭之恩。我在《湖山愿作证》第八章中写道：
那时我们做什事情都没有经费，全凭大家的热情和自觉性。比如说我吧，经常东奔西跑，既无钱搭车又无自行车可骑，全靠步行。如果因联络、开会等事而耽误了学校开饭时间，更无钱在街边餐馆吃饭……。文革前一年我母亲病逝了（38岁），家里弟妹年幼，只父亲一人出勤，所以年年“超支”，（即全年劳动工分按“日值”计折换成钱还不够买回全家一年口粮），因而我的生活费经常中断。有些老师知我困难又忙于校内校外事务，就悄悄地塞给我几无钱。记得物理老师陈国存、语文老师张剑萍在给我钱时都这样说：“这几元钱让你交伙食费，不敢说送给你，当是借给你。”那时学生膳费吃早餐每月9元，不吃早餐每月6元。
对于这些老师，我至死都不会忘记他们的一饭之恩。
1968年12月，惠阳高级中学被军人执政的惠阳地区革委会强行解散，多数老师被遣往农村“直接为贫下中农服务”，张剑萍去了惠阳县新墟中学。
1978年12月解散10年的母校终于复校，老师们重归旧巢，我和陈国存、张剑萍等老师恢复了联系。可惜陈老师英年早逝，在升任副校长及受封特级教师后不久竟猝病而亡。
经过文革的“战斗洗礼”，剑萍老师变得更加宁静和平。他看清了人间的丑恶与善良，因而总以淡泊、低调的态度处世。他意识到晚年最有意义的生活就是重拾画笔、沉醉画堂，用艺术的美丽和芳洁来陶冶自己与别人的心灵。于是二十多年间一丛丛良苑奇葩、天香国色从他的醉画堂中吐艳而出。而在不断撞粉泼墨的凝神运气中，他获得了健康与长寿。
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张老师接触较频，但直到他75岁时我才知道他是个大画家。
1983年7月某天早晨我应邀到沥林区企岭村一个果园品尝新荔。吃着甘脆的桂味我想起从前交作文时在张剑萍房中看过的那幅荔枝图，就立刻叫司机拣好一筐荔枝，然后驱车直奔惠州。司机莫明其妙，又不敢动问，我就对他说：“把这筐最新鲜的桂味送给一位老师。”
到达张老师家后我见他正在作画，而且画室墙上已桂着几幅美丽异常的牡丹。我惊奇地说：“老师你会画画！”他象往常一样微微一笑，还说：“你中意的话画一幅给你。”
几天之后我得到张剑萍画赠的第一幅牡丹，上面题款为“照榕仁弟雅赏张剑萍时年七十五醉画堂（印）”。
从此我和张剑萍的撞粉牡丹结下不解之缘。二十多年来每当我赴港公务考察时，必带一幅或数幅张老师的画做礼物送给外商；每当我觉得需要向某个朋友表示尊重或谢忱时，也以老师的魏紫姚黄相赠。当然，我尊重艺术家的辛苦劳作，除了老师明言赠送的几幅外，其他求画我都奉上笔润。
1987年2月第一次大型张剑萍牡丹画展在广州市文化公园举办，张老师邀请我出席开幕礼。在去广州的车上我问老师为何不多请几个你的学生参加，他说“有你做代表就够了，大家都工作忙，不想打搅了。”
在首展日，广东省画坛泰斗罗雄才、赖少祺等人扶杖而来，许多新闻记者亦簇拥而致，一个上午就倾倒了无数观展群众。开幕仪式结束时张老师鼓励我即席题赋，我拿起毛笔在宣纸上写道：
独有奇葩吐芬芳，游人千百步徜徉。
洛阳借得春风暧，魏紫姚黄斗艳装。
2006年5月我第一部著作《笑说那段人生》出版了，我第一时间送了一本给张老师阅正。几天后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你那本书我看了一遍了，写得不错，很有味道。你能够著书立说我很开心。”
教我写文章的老师这样鼓励我，我很感激，也很开心。
张老师上天国去了。我曾在他的一幅画作上题过一首诗：千重碧水万重山，国选名花开未残；魏紫姚黄今胜昔，尺幅长留天地间。艺术的生命是无限的，因此我觉得毕加索和凡高没有死，齐白石和徐悲鸿没有死，我的老师张剑萍先生也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活在天地之间。
2008年7月18日写于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