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７日《扬子晚报》报道，５月４日晚７时许，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城，来自深圳同一旅游团的两名游客遭遇飞车抢夺，其中一名被抢者为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福民支行行长李先生。该事件引起惠东县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当地警方为此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警力资源有限，办案有所侧重难以避免，但如何“侧重”、如何“选择”，是取决于案件本身还是案件当事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外地游客遭遇抢劫，当地警方积极作为，态度显然是令人赞赏的。但同时，人们也难免感到疑惑：假如被抢的不是一位银行行长，而是普通游客，警方能这般“高度重视”、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吗？这样的疑惑看上去似乎是“无理取闹”，实际不然：现实生活中，普通人遭遇劫匪不是什么新鲜事，被抢个人财物超过万元以上的也为数不少，却很少听说警方为此专门成立专案组。
由此，笔者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去年有媒体报道：为抗击ＳＡＲＳ与禽流感等传染病做出杰出贡献的钟南山院士，２００６年５月８日在学校门口被“飞车党”抢走电脑，报案１０天后电脑即被找回。消息一出，社会质疑不断：为什么院士的电脑被抢就能这么快找回？“飞车党”是不是和警方有串通？对此，当地警方解释，之所以破案迅速，是因为警方“成立了级别很高的专案组”，抽调了大量人力，并为钟院士售价仅１万多元的电脑悬赏了２万元。经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排查，案件终于告破。如此固然打消了人们关于“警匪勾结”的猜疑，但却又引发另一种郁闷：啥时普通公民遭劫也能有钟南山院士一样的“待遇”？
不是说警方为游客被抢成立专案组不妥当，也不是说警方１０天破了钟南山被抢案不值得褒奖，而是警方在同等案件面前表露出的“选择性执法”态度令人忧虑——只要“被抢者”是社会名流、一定级别的政府官员，警方必定“高度重视”，动用大量警力，迅速破案，而普通公众被抢报案后，警方的反应可能不会如此神速。
诚然，警力资源有限，办案有所侧重难以避免，但如何“侧重”、如何“选择”，是取决于案件本身还是案件当事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是前者，必然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执法程序正义和公共安全；若是后者，就难以回避公众对于执法态度的考问。
正如某网友的“戏言”：劫匪可不认识谁是“银行行长”谁是普通市民，他们眼里只有“抢劫的对象”。显然，作为警方，对此也应该“一视同仁”，不管谁被抢都做到“热情高涨”，只有这样，公共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警力资源有限，办案有所侧重难以避免，但如何“侧重”、如何“选择”，是取决于案件本身还是案件当事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外地游客遭遇抢劫，当地警方积极作为，态度显然是令人赞赏的。但同时，人们也难免感到疑惑：假如被抢的不是一位银行行长，而是普通游客，警方能这般“高度重视”、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吗？这样的疑惑看上去似乎是“无理取闹”，实际不然：现实生活中，普通人遭遇劫匪不是什么新鲜事，被抢个人财物超过万元以上的也为数不少，却很少听说警方为此专门成立专案组。
由此，笔者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去年有媒体报道：为抗击ＳＡＲＳ与禽流感等传染病做出杰出贡献的钟南山院士，２００６年５月８日在学校门口被“飞车党”抢走电脑，报案１０天后电脑即被找回。消息一出，社会质疑不断：为什么院士的电脑被抢就能这么快找回？“飞车党”是不是和警方有串通？对此，当地警方解释，之所以破案迅速，是因为警方“成立了级别很高的专案组”，抽调了大量人力，并为钟院士售价仅１万多元的电脑悬赏了２万元。经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排查，案件终于告破。如此固然打消了人们关于“警匪勾结”的猜疑，但却又引发另一种郁闷：啥时普通公民遭劫也能有钟南山院士一样的“待遇”？
不是说警方为游客被抢成立专案组不妥当，也不是说警方１０天破了钟南山被抢案不值得褒奖，而是警方在同等案件面前表露出的“选择性执法”态度令人忧虑——只要“被抢者”是社会名流、一定级别的政府官员，警方必定“高度重视”，动用大量警力，迅速破案，而普通公众被抢报案后，警方的反应可能不会如此神速。
诚然，警力资源有限，办案有所侧重难以避免，但如何“侧重”、如何“选择”，是取决于案件本身还是案件当事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是前者，必然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执法程序正义和公共安全；若是后者，就难以回避公众对于执法态度的考问。
正如某网友的“戏言”：劫匪可不认识谁是“银行行长”谁是普通市民，他们眼里只有“抢劫的对象”。显然，作为警方，对此也应该“一视同仁”，不管谁被抢都做到“热情高涨”，只有这样，公共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