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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通婚圈:婚姻或已经异化成一种生意

https://city.xizi.com   2013-06-03 14:22:25   中国青年报      

   一个周末,年轻漂亮的李菲被妈妈“连拽带求”,带到了上海的人民公园。

   在这里,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年龄、身高、学历、工作、月薪、房产和户口变成了一张“小广告”,在广告栏里“待售”

   如今,在北京、上海、杭州、鞍山等城市,都有这样的特殊公园,承载着两代人的“人生大事”。这里就是白发相亲角,50后、60后的父母为主体的“交易市场”,他们的“商品”则是自己的儿女——70后、80后和90后。

   爱情是一场买卖?

   这是李菲第一次来到人民公园的相亲角。

   她看到,蓝色的遮阳走廊里,一张张适龄男女青年信息的广告,被整整齐齐地贴在5个总长达17米的广告栏上。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广告纸还配有照片,甚至是大幅艺术照片。由于位置有限,有的广告纸只能用一根细绳穿过,系在两棵大树之间,随风飘荡。“远远看去像一条条刚晾出的被单”

   父母们都建立了自己的“摊位”。为了让自己孩子的信息更显眼些,他们干脆将信息写在纸板上,铺在地上,甚至把纸板夹在树枝上。白纸黑字,稍微考究点的会打印出来,用塑料文件夹装好,像求职简历。

   “这种父母自发组织起来、走进公园、讨价还价式的择偶模式,有着独特的逻辑。”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师孙沛东说。

   孙沛东在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调查了上海人民公园的“白发相亲”现象。日前,她的研究成果《谁来娶我的女儿》正式出版。据她统计,相亲的青年中,女性占63.04%,当地人占89.13%,普通白领占39.1%。

   “这种摆摊设点、展示儿女个人择偶信息的方式,首先给人一种集市的印象。这些父母‘销售’的是儿女;其次,父母们借助广告牌,为子女在竞争激烈的婚姻市场上谋求‘吸引眼球’的机会,显然是一种市场化的营销方式。”孙沛东说。

   李菲不情愿地随妈妈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坐在她旁边的,是58岁的企业财务人员老曹。他在上海拥有3套住房,来相亲角为27岁的女儿找对象。

   在老曹眼里,现在的择偶行为完全可以用经济术语来解释:“爱情本来就是一场买卖,无论多么天真无邪的两小无猜,用零售业的术语来说,都是推销自己、以求对方对自己产生购物冲动的一场营销策划。市场潜力大,期望值高,叫价自然就高一点;市场潜力小,走势低迷,自然就要委曲求全。就像如果你手上那块地有石油,就一定不会把它卖给房地产商。

   他认为,相亲角就是“自由市场”,相亲就是一场“婚姻营销”,相亲就是将女儿“推销”出去的过程。

   坐在老曹对面的苏阿姨,是在上海落户不久的“新上海人”。她的儿子目前有女朋友,但她“不是很满意”,想另找“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

   苏阿姨也用市场化的语言,为自己辩护:“因为我特别知道社会的行情,婚姻就像买东西一样,凭人介绍还是范围太窄了,还是应该到市场来看看,可以挑。这也是一种进步。

   让李菲印象特别深的是,“摊位”前一位女孩家长的一声叹息:“今天生意不太好,来问情况的男方家长太少了!”

   “在这位母亲的心里,女儿的婚姻已经异化成了一种‘生意’。”孙沛东分析,“她也已经承认并接受了这种演变为‘经济交易’的择偶方式。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直接渗透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也包括最为私人化的情感世界。越来越多的孩子和父母不再相信爱情,认为每个‘上市’的男女都有其自己的‘市场价格’,认为婚姻就是‘买东西’,还有‘行情’可以追踪。

   孙沛东说,人们在择偶过程中,已经能较熟练地运用市场化的语言,进行婚姻市场上的交易行为。“而且,这些市场化的语言和行为已成为一种权力体系,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而父母相亲角的出现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没有硝烟的谍战剧

   表面上,“相亲角”大都是一派祥和景象。但婚姻市场上内部竞争机制的存在,让相亲角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孙沛东发现,在这里,父母之间“是没有闲谈的”。每句话都犹如谍战剧台词,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又一个“摸底”的企图。

   一个傍晚,她曾无意间听到两位家长间的对话。双方似乎都对子女感到满意,临别时,女方家长问男方:“你这时回去,家里人都等你吃饭吧?”“走高速开车回去也就1个多小时。”“那你回去晚了,小区好停车吗?”“我们小区车太多,就是车位少。停车费倒是很便宜的,才5块钱1天。

   问题看似平常,却含深意。这位母亲最后向孙沛东透露,她是为了打探对方的居住情况:“按天计算的停车费和价格,说明他住的一般是20世纪80年代的老公房或者郊区的中档商品房。从市中心到家需1小时、走高速,也就证明了是郊区的一处中档楼盘。

   “房”,已成了80后、90后待婚青年及其家长的普遍焦虑。今年以来各地“国五条”的出台,又加剧了这种焦虑。此外,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户口“战争”依然存在。

   上海土生土长的李菲就看重本地户口,根本没有把外地人列入考虑范围。当被问及同事中就有无合适的人选时,她说:“同事很多是外地人,因为我是本地的嘛,就很难找对象了。”实际上,也有外地同事追求她,但她更希望找本地人。

   孙培东总结,除了户口,相亲角的婚姻市场有“黑六类”:年龄大、形象不佳、职业歧视、有婚史、性格问题和属相“污名化”。这些特征,恰好折射出了适用于相亲角的普通择偶标准。

   时代变迁,中国青年的择偶标准也一变再变。进入21世纪,市场资本和消费文化冲击了青年的择偶标准和婚恋观念,个人的形象资本、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更加显著。

   “在相亲角,情感被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文化所渗透,导致了异化。爱、情感美被标了价,人的价值被分割成若干内容和等级,失去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相亲对象之间的明争暗斗,一次次‘探底’的企图和尝试,也让真正具有情感内容的过程被舍弃了。”孙沛东说。

   人气高,成功率低

   市场化,让待婚青年的信息,在公开环境赤裸裸地被挑选、评判。目前,上海人民公园“生意红火”,每周末的家长都超过500人。在杭州的万松书院、黄龙洞公园相亲会上,相亲者也摩肩接踵。

   但市场方式,能否解决中国年轻人情感的问题?孙沛东的调研结果耐人寻味。在上海,白发相亲角的成功率不足1%。这到底是为什么?

   孙沛东认为,正是市场化的方式,造成了低成功率。

   “人民公园这里的价码,是中国最高的。”被称为相亲角“信息达人”的52岁电焊工老林略带夸张地说。

   妈妈告诉李菲,相亲角里有一个潜在的市场价格。男的必须要有两室一厅、最好位于市中心;不能和父母住在一起;房产名字必须是本人;工资每月8000元以上。“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到人民公园来找女朋友。

   李菲本人,身高170厘米,工作稳定,待遇优厚,家庭条件优越。妈妈说得直白:“在这里,你选择空间大,看好哪个,你就可以直接问他信息,找到一个靠谱儿的几率很大。

   老林说:“到相亲角来的,基本都是想打翻身仗!女孩自己挣5000块的,想找1万块的;挣1万块的想找两万块的;明明自己家里有房子,还要找个住在市中心的。男孩也想找比自己强的女孩,最好也有房子,省得以后离婚被揩油……”

   “来相亲角的很多人都有‘钓大鱼’的嫌疑。”孙沛东认为,男性和女性均有依靠心理,希望“攀高枝,搏上位”。一位替女儿相亲一年的母亲对她说:“在这里,优胜劣汰很明显的。没房没车没钱没权的小青年,你要怎么讨老婆啊?”

   孙沛东研究分析,“白发相亲”的方式,一方面的确扩大了可选择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使父母们容易产生“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心理。他们的行动看似积极,心态上却是只求最好,这反而降低了成功率。

   “相亲角里,经常有抱怨子女眼光太高的父母。其实,是他们自己有时太过理想化,作为‘婚姻代理’,他们不能客观衡量自己孩子的真实情况。对儿女的感情投射使他们就像拿着一面放大镜,不自觉地放大自己子女的优点、优势。

   但如果成功率那么低,为什么父母们还是涌向“白发相亲角”?

   “效率原则不能解释这个悖论。事实上,独特的情感逻辑才是理解‘白发相亲’的关键。”孙沛东说。

   父母们的急于相亲,让子女“又爱又恨”。颇让人玩味的一个细节是,相亲角的人流高峰集中在周六。

   “因为周六父母们谈好以后,孩子们周日就可以见面了。如果周日来谈,马上就开始新的一周了,他们就要上班了,没时间见面和玩了。”50岁的杨阿姨说。为了27岁的女儿,她来相亲角“摆摊”已经4年多了。

   “尽管事实上,他们的这种愿望经常落空,但可见父母们的迫切心情。”孙沛东说。

   对于妈妈对自己的“劫持”,李菲表示很无奈,完全不是出于自愿。“如果以前,我是怎么都不肯来的,但现在年纪大了,确实是迫于压力。

   “这里的父母都不肯吃亏。男的也想占便宜,女的也这么想,就没法谈了。这里为什么成功率低?原因就在这里。”老林总结道。

   中国青年的“通婚圈”

   那么,“不肯吃亏”的相亲角就是丑恶的吗?实际上,相亲角的择偶标准,正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面镜子。

   “来到这里的,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孙沛东说。

   她发现,从相亲家长所处的社会阶层来看,断然没有“富一代”、“权一代”的身影。他们都是相对小康的城市中产阶级或者普通市民。而在他们面前,城市贫民和在城市的农村人口被彻底排斥在“通婚圈”之外。“从相亲角的阶级分层,我们能够清晰看到阶层固化的结果。”这些家长为子女筛选的“结婚候选人”,都是在同一社会阶层、经济水平下的,形成了同一社会阶层、经济阶层的“通婚圈”之这被称为“阶层内婚”

   “相亲角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的择偶标准,表明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进一步降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社会转型期,阶层壁垒正在强化,社会结构也在固化。”孙沛东说。

   西方学者发表在《美国社会学研究》上的研究认为,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阶层内婚会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人们通过婚姻保持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动机逐渐下降,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才会随之下降,以爱情为基础、跨越社会阶层的的婚姻才会增长。

   但中国的相亲角,却呈现另一种图景:“GDP高速增长,社会福利和保障羞羞答答地滞后,人们迫切需要通过婚姻保持并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择偶与婚姻中的经济考量日益深重。

   原本年轻人应该自由追求的“幸福”,已经发展成一条明晰的产业链。

   “假定一个年轻人产生恋爱渴望,他很可能会去交友网站搜索信息,或者参加单身俱乐部、8分钟约会、万人相亲大会等,然后通过情书公司表达爱意,成功后,就会购买情侣系列的产品,以显示两个人的亲密,继而发展到联系婚庆机构举办婚礼,最终买房结婚。

   孙沛东也敏锐地指出:“两代人有各自的怕与爱。然而,在子女婚姻这个问题上,两代人的怕与爱奇妙地纠缠、融合在一起。


   李菲的妈妈觉得女儿在择偶问题上眼光太高,一味强调“感觉”和“缘分”,这让她感觉很为难。“以前帮她介绍过一个,她说刚见到就想走了,呆不下去。这个男孩我跟她爸都挺喜欢,各方面条件也都不错,可她一直强调第一感觉很重要。

   李菲却认为,被家庭、社会压力“挟持”的相亲本身才是障碍。“我还是喜欢自己找。家里的相亲就意味着我失去了选择的权力,失去了婚姻的自由。只要家里觉得条件好,我就该无条件接受,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欧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最终导致的只是衰退和混乱,‘蛋糕’做大了也只会坏掉。”孙沛东最后强调,“如果没有社会共同体的自我保护,市场的逻辑将把我们所有的人和社会关系都变成商品。对此,每一个人都得保持必要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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