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市民而言，真维斯是一家休闲服饰连锁专卖店。十年前在某条大街上第一次发现，十年之后在另一条大街仍然能够看到；
●对于大学生和年轻人而言，真维斯不仅是服饰品牌，更是一连挑战性活动。它张扬着生命的激情，让年轻人的想象力和才华一次又一次登台呈现；
●对于真维斯公司员工而言，真维斯是一项紧张忙碌的事业和工作，是他们让这个企业的生命体不断圆润、丰满，不断延续和膨胀；
●对于老板杨勋而言，真维斯则是理想的居所，是他全部轰轰烈烈的人生历史在今天凝聚而成的回报社会、回报国家的精神出发点！
在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重量。
历史不光在杨勋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烙印，也清晰地浮现在他的形象举止之中。花白的头发、古铜色的皮肤、四季不变的灰色西装、温和有力的言谈，仿佛每一个细节都积淀着多年的世事尘烟。他如此与众不同，整个衣着形象都停留在了上个世纪，却有着修炼至今才能拥有的洞穿一切的睿智目光。
这反而让他呈现出一种精神力量。
他走过来，记者起身定了定神，来迎接这位历史的见证者、推动者和成功者。握手，手掌宽大而温暖；坐下来，他望着你微笑像慈祥的父亲。然后他用年轻人一样响亮的声音，向记者述说着那段轰轰烈烈的旧事，和人们不屈不挠的心！
看得出来，他依然保持着年轻时代的昂扬精神。之所以如此，他解释是因为他已经没有金钱的欲望，因而没有来自个人的烦恼。此时事业的动力成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精神需要，所以他必然以“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来回报社会，来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拥有自己当年那样上进、努力的人生。
那么，这个人有怎样的当年？
一个偷渡客的“平台+努力”
杨勋应邀到大学里讲人生，他指着桌上一只杯子，问两边的同学：“你们看到的这只杯子，有没有柄？”左边说有，右边说没有。又问：“谁是对的？”两边的人七嘴八舌。他笑呵呵地说：“都对。但是大家都只看到了局部却没有看到全局，所以人们总是要发生争执，所以偏见和误解总是不断。”
台下顿时安静下来。“其实人生的所有问题，都浓缩在这只杯子上。少数克制自我看到全局的人，成为后来的成功者；同时这也说明人生是一个不断作出判断让时间来检验的过程，空间上的辩证关系是局部和全局，时间上的辩证关系，是因果。不能在空间上做出全局性的正确判断，就会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必然结出失败的苦果。”
按照这样的因果逻辑，杨勋今天的成功，正是缘于当初偷渡香港的判断——
1972年夏天，一个深夜。不满20岁却已经当了三年农民（“知青”）的广东惠州人杨勋，趁着月黑风高来到海边，悄无声息上了一条接他的小船，然后突突突地向一个陌生的世界驶去。他要偷渡去香港。那个传说中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的城市，是他梦中的天堂。
杨勋年轻的身体里奔涌着两个字：渴望。渴望摆脱贫困，渴望幸福生活。从这一天起，他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了。偷渡成功后，他找到先一步到香港的哥哥杨钊，住进了40平方米睡16个人的“笼屋”，然后开始打量这个陌生而神奇的城市。
从落后封闭的大陆一下被扔进繁华的花花世界，处处是扑面而来的新鲜刺激，四周都是生机勃勃的市场，身边总有人在谈论赚钱，每一个人的劳动都能获得回报。这一切在大陆都不可思议，这一切都让杨勋胸中的渴望变得更加迫切而强烈起来！同时他发现，香港是一个信息对每个人公开、所有人都能公平竞争的打拼者的天堂。而这，正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杨勋最需要的。
“一踏上坚实的土地，就撒腿快跑”。杨勋在哥哥做事的工厂找到活干，嫌不够，就同时在三个制衣厂干活，做熨烫工。他有的是过人的精力和旺盛的斗志，拿着比别人都少的一天仅6港币的薪水，上午、下午、晚上，他狂热而快乐地奔波在三个工厂之间。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学习一切可以接触到的东西……不到两年，杨勋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掌握了制衣业全套技术和工厂运营的方法；这时同样聪明肯干的哥哥也被提升为厂长。
到1974年，两兄弟脱颖而出，在打工族里引人注目。不久有朋友邀约他们合伙创办自己的服装厂。两兄弟一商量，在这个全球著名的自由贸易城市，在这个穷人也能公平竞争的平台上，为什么不自己干？！两兄弟借了10万元，把厂干了起来，取名“旭日”。
今天杨勋回顾这一切，他总结说一个人成功的条件，离不开运气、能力和努力。运气其实就是机遇，你昨天的努力就是今天的运气，今天的努力就是明天的运气。而能力，也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提高；美国作家史蒂文·贝格拉斯则认为，成功的条件是“平台+努力”。平台可以自己搭建，也可以环境提供，但努力永远是自己的事。
努力，是一切美好结果的因。
格子牛仔裤
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蓬勃发展，成百上千家制衣厂散布在港岛各地。外贸公司获得欧美国家的服装配额订单后，再转手交给这些制衣厂代工生产。
杨勋和哥哥新成立的旭日制衣厂，就以此为生。600平方米的厂房，100个工人，每个月要做3000打的订单，才能养活工厂。但两兄弟运气实在不好，时值美国经济不景气，工厂开张不久就吃了上顿没下顿，兄弟俩的日常工作变成了东奔西走找米下锅。
年底时眼看没活干了，再拖下去工厂就要倒闭。两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谁手里还有干不完或者干不了的活。这一天，一个朋友对杨钊说：“有一个两百打的牛仔裤，你能不能干？”杨钊眼睛一亮，急忙应承下来。
对方拿来样板，杨钊几乎傻了眼。这是什么裤子？从没见到过。在牛仔布上打出四英寸见方的一个一个的格子。虽然难看得要命，但美国人就要这个。关键是，谁也不知道这活该怎么做，从美国拿了样过来，也没人敢接。
杨钊心一横：“难是难了点，但是我们做！”
双方开始谈加工费，应该多少钱一打？没人做过，不知道。杨钊说：“我的工厂一个月做普通牛仔裤3000打，我看这200打格子牛仔裤，也差不多够我们干一个月了。那么就按3000打牛仔裤的价钱算吧。”对方没怎么想，答应了。算下来每打价格299港元。
意向性协议谈定，杨钊拿着牛仔裤急忙回厂组织人研究技术。这边刚开始夜以继日绞尽脑汁，那边一个电话打来，追加600打订单。接不接？两兄弟相互看了一眼，接！
没几日，对方又一个电话打来，还要追加3000打！但必须确定交货时间。当时杨钊不在，合伙人几乎跳了起来：“杨钊简直是疯了！200打做不做得了还不知道，600打也接了，这3000打什么时候能交货谁算得出来？不接！”第二天杨钊回厂听说此事，立马前去找到对方，说：“你能不能给我两个礼拜的时间，等我把技术攻下来，就能告诉你什么时候交货。还有，将来追加的单，我们都接！”
杨钊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他的算盘打得和别人不一样。
他知道，只要解决了格子问题，这裤子和普通牛仔裤就没有什么区别。那时生产效率必然提高，再以这样的暴利价格和订单增加的速度计算，旭日厂光做格子牛仔裤，就能一夜暴富！所以怎能不算大账而去算小账？！从那时起，杨勋就学会了从全局高度观察和思考问题。
事实上，技术的难题很快就攻克了，他们研发了一种小模具将格子固定住。
负责生产的杨勋全力以赴，总算熬过了第一个月，200打的任务虽然没有完成，但他们终于可以接下所有的单。第一年最终生产了10多万打，工人从100多人扩大到1000多人，厂房面积由600平方米扩大到10000平方米。
“这就是我们赖以起家的格子牛仔裤的故事。这种裤子始终没有在香港市场上出现，它只存在于民间的传说中。”杨勋说，这就是机遇。“这10万打单子对我们太重要了。你算算，200打就能养活我们工厂一个月，一年10万打，能赚多少钱？！”
杨氏兄弟一战定乾坤。第一桶金赚得盆满钵满。
有经济学者分析这一案例后认为，两兄弟的成功是必然的。一是年轻，有热血男儿的冒险精神；二是来自内地，没有复杂的本土关系扰乱决策；三是兄弟俩那时依然住在16个人的“笼屋”里，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任何顾虑，大不了失败后重新给人打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四，他们已无路可走，不存在为选择格子牛仔裤而付出“机会成本”；五，新生事物的出现意味着过去的经验正在没落，从概率上讲更容易成功，一旦成功，就能实现差异化，异军突起。
在相反的角度看，就是香港本土企业不敢接单的原因。
推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
（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动荡的大陆已经平静下来。刚醒过来的中国人重新点燃了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就像冰层下汹涌的潜流，渐渐汇集成了国家意志。
此时在香港，前几年外贸公司将订单转手给制衣厂时，平均每打只收6港币费用，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下滑，订单渐少，工厂争抢加剧，到1976年时外贸公司收取的费用涨到每打126港币！制衣厂的利润几乎被鲸吞殆尽；同时，香港经济的繁荣已使人力成本迅速增加。配额和成本，已压得企业不堪重负。
这意味着，工厂做得越大面临的风险就越大。
此时已经成立旭日集团的杨氏兄弟，决定转型，将旭日由本地加工企业，转型为以香港为总部输出资本、在有配额且人力成本低的地方进行生产的跨国企业。1976年，他们将厂开到菲律宾，1977年到了印尼，1978年回到了中国大陆。这一年3月，他们在广东顺德容奇镇投资办厂，开了历史之先河，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海外企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7年时，外经贸部设在香港的华润公司找到杨氏兄弟，说：“大陆的政策就要变了，欢迎你们回家乡去办厂。”说到回家，两兄弟眼圈一下就红了。与父母亲人离散，在外过着几乎非人的生活，颠沛流离这么多年，从来不敢回去。现在，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了！
两兄弟小心翼翼地问：“我们可是偷渡过来的……”
来人笑了：“保证不会出事。”
此时，大陆还没有海外来投资的先例，不知具体该怎么弄。两兄弟立即回家，根据在其他国家的经验写了一个方案：旭日投资办厂，派人管理，下订单，提供原料，产品返销出口；大陆方面只需提供建厂的地皮和工人，赚取加工利润和工人工资。
方案呈上去，不出两月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复下来：“同意（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杨勋呵呵一笑，对听得入神的记者说：“咱们国家‘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的提法，就是这样来的。”
第二年3月，工厂在顺德建起来。机器一响，当地就热闹起来了，工厂附近的副食摊点越来越多。旭日利润一夜暴涨，别的香港企业一看眼红了，也纷纷通过华润进入内地。就这样，珠三角的来料加工业态被迅速带动起来，两三年之后，整个广东经济苏醒。“当初谁会料到，我们这个小小的企业会为国家做出这样的贡献？！”
“这当然是我们的荣幸。因为香港人开公司讲究三条原则：取势、明道、优术。”杨勋分析道，“做企业最关键的是要善于‘取势’，把握趋势才能决定方向。当时我们就想，内地穷了这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国家和人民形成了共识搞经济，难道会走回头路？佛讲万物生长都有轮回，有因果。这就是轮回，穷得太久了，现在该富了。”
（二）
1979年，改革开放大闸门大开。华润又带着两兄弟到北方参观考察。两人发现江苏、山东、辽宁等地，有着大量南方没有的服装厂、印染厂、织布厂，但是都是处于半停产状态。为什么不直接把订单给他们做呢？这样旭日不就不用投资建厂了吗。
与有关方面一商议，政府求之不得，一拍即合。
很快，旭日集团又实现了第二次转型，由生产商又转变为国际贸易商。这时两兄弟明确分工，董事长杨钊主抓市场，副董事长杨勋主抓生产。杨钊从欧美拿到大量的服装订单，杨勋则带着他擅长生产管理的干将们走南闯北，穿州过县，一个省一个省地谈，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动员，第一个单给了辽宁沈阳一家工厂，做灯心绒裤子--原来是V型，掉毛，外国人不要，旭日接单后改成W型，不掉毛了。第二个单给了山东，然后是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北、黑龙江……
两三年内，不到30岁的杨勋在全国各地发展了200多家企业为旭日做订单，然后在每一个工厂都安排自己的人，进行高强度的观念教育和监督管理。一夜之间，过去要死不活的工厂，又开始机器轰鸣；工人们重新焕发出活力，四处欢声笑语；内地偏僻的企业，也因此有了国际意识。就这样，内地纺织行业渐渐呈现出勃勃生机。
“这就是大趋势！”回忆起当年轰轰烈烈的创业史，杨勋的兴奋溢于言表，“是人心！这其实是人心汇聚成了不可遏制的滚滚洪流，它来得太猛烈了。是的，一切该来的终究会来。有幸的是，我们赶上了这班车。”也正因为如此，杨氏兄弟才几乎没付出什么成本，凭着观念和手里的订单，就成功整合了全国资源，为己所用。
最高记录是，国内企业两个月内为旭日生产了40多万打裤子，共500万条，卖到美国每条赚了5美元。两兄弟又在美国注册了一个品牌搞批发，期间的利润不得而知。总之旭日每年的出口量，达到了100万打。然后年复一年地做着。
房地产！房地产！房地产！
这些年，杨氏兄弟在世界各地打理买卖，接触到了各种思想观念和人文习俗，也领教了各种制度和文明的冲突，眼界和生意的手段都越发高明了。但让他们内心受到巨大撞击的是，每次出入大陆，所接触到的贫穷现实与香港的繁荣，总是落差巨大。这么大一个国家，每到一个地方，看到的都只让他们心酸……
渐渐地，兄弟俩隐隐有了另一些心思。
到1981年，香港经济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每年银行的存款都保持了4倍以上的增速。财富的积累，使房地产市场需求极其旺盛，整个香港就像人声鼎沸的大卖场，招标、评估、竞投、拍卖，土地交易炙手可热。但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萧条和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突然令港人出现信心危机，1982年楼价爆跌60%，1983年全面崩溃。
多年来，旭日集团在香港都是租赁他人厂房。此时房价由盛而衰，跌破市道，兄弟俩急忙召开董事会商议。杨钊问：“怎么样，做不做房地产？”杨勋急忙说：“做！为什么不做？！”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正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最佳时机。这样，不但解决了手里大量资金的出路，有了一个绝佳的投资方向；而且还可以把地或房子抵押给银行做目前工业和贸易的担保。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于是两兄弟将大片的厂房低价买下，自己用不完，就租给他人。
到1984年，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香港的未来方向明确了，房地产市场重又复苏，第二年即呈现上涨势头。两兄弟见势，立即出手，于1986年斥资2.08亿港币，买下了香港中心区域尖沙咀新钢行40%的楼盘。杨钊说：“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香港，一定会使1981年的高价行情再次出现。”
果然，此后连续15年，香港房价年均增长20%。1990年价格涨到1981年的一倍以上，该年香港银行的存款是1970年的82倍！港人的巨大财富，需要出口，而每年50公顷的土地供应量又使房地产价格易升难降。房地产成了资金蓄水池，港商在本地而后外地赚取的大量利润、香港公民的相当大一部分收入和银行贷款、大量外资资金，都进入了房地产市场，造成资金拉台效应，房价狂升不已。
疯狂的炒家也出现了，为了抓住机遇，许多人往往仅凭经纪人电话中的描述，就草草决定购房。一些经纪人甚至对顾客说出这样的话：“什么？你还要考虑一两天！当然不行，有很多人等着哩。你不买的话，过三分钟就没了！”到1995年中，中环、尖沙咀等中心地带的价格已涨到10多万/平方米！房价和人心变得如此疯狂从周期曲线来看，已经到顶了。
兄弟俩尖沙咀的楼盘果断出手，卖了14亿港币。10年时间，赚了7倍！
“很少有比这更赚钱的生意了。”杨勋至今感叹不已。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而来，香港楼价再次一泻千里。所有手中捏着楼盘的人都哭天抢地，要死要活。杨氏兄弟则躲过了这一劫。不过此时他们又兴奋起来，手里已经握得发烫的现金终于在这一波楼市的低谷期，又有了出路。1998年，两兄弟斥资12.4亿港币买下了尖沙咀旁的北京道一号，然后花7亿建成了香港新的标志性建筑。“然后，就让它放在那儿。”
“现在，它已经成为尖沙咀的地标了。我们总共投了不到20亿，现在估价，已经超过40亿！”翻了一倍的数字，已经庞大到杨勋没了感觉。此时旭日集团已在香港上市，实现了第三次转型，进入资金密集型行业。
199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将旭日集团评为全球300家最优秀的中小企业之一。
当真维斯来到中国
旭日已成为庞大的资金运作机器。
90年代初，杨氏兄弟兵分两路，一路是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和金融战车隆隆开进，由杨钊率领；另一路是人力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以及正准备在全国攻城掠地的服装零售业，由杨勋率领。
进军服装零售业的理由，一是加工出口手配额限制，难有大作为；二是国内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由供不应求开始变得供求平衡，最终必然供大于求，成为买方市场。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日益激烈，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三是人们的消费需求增长迅速；第四，做加工，工厂有多大生意能做多大，做零售呢，是市场有多大生意就能做多大，！这完全是两个不可同日而语的概念。
既然产业链的利润重心，正在从生产转向零售，那么旭日为什么不做零售呢？
1990年，旭日收购了澳大利亚休闲服饰品牌JeansWest，成立了旭日集团下属的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杨勋出任董事长。杨勋指挥JeansWest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展了200多家专卖店，成当地第二大服装品牌之后，1993年，进入中国。
初来乍到的真维斯，在中国将怎么做？
杨勋的发展策略是，放弃繁荣的广东，舍近求远，选择长江流域以北的市场。
原来，真维斯并非第一个进入大陆的休闲服品牌，广东已经有别的品牌在做。在此情况下，杨勋决定“避实就虚”。率先进入广东以外更广阔的空白市场，强力“引导潮流”，这样真维斯不就成为中国市场影响最大的品牌了吗？市场地位即可一战而定。“这就是策略！你愿意付出十分的代价而获得六分的成绩，还是愿意付出六分的代价获得十分的成绩呢？”
1993年5月国内第一家专卖店在上海南京东路闪亮开业。定位中高端市场的真维斯，成为大陆出现的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休闲服饰品牌。之前人们从来没见过休闲服，更没有这样的概念，代表国际最新款式的真维斯在各地一出现，立即对人们着装理念形成巨大冲击。杨勋回忆说：“内地休闲服饰的供求，远未达到平衡，生意随即一炮而红。在青岛，甚至出现了疯狂抢购的场面！”
1993年12月，真维斯青岛店开业。那是位于一家百货公司的店中店，不到100平方米。杨勋预计当天营业额做到6000元人民币，就很不错了，结果出人意料，卖了十几万！“从中午到晚上，拥挤不堪的消费者完全不可思议，完全疯了，抢！还打架！我们不得不请了十多个保安来维持秩序。然后牵线把人拦在外面，每一拨人放20个进去，限定时间，买完了出来再放第二拨人进去……”
讲到这里，杨勋的笑容后面，表情复杂：“在中国服装行业，这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了。但是看见这样的场面，除了兴奋，心里还有一死悲凉。这个国家的人民，被封闭、落后禁锢的太久了。一旦有了钱，就成了这样……”
不过站在企业经营角度看，这正是真维斯权利扩张跑马圈地的机会！到90年代中期，国内休闲服饰理念日渐成熟，江浙、广东一带的休闲服企业跟风出现之时，真维斯专卖店已经开到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上海等整个长江流域，以及华北的各个一二级城市，直营店达到500多家（真维斯80%为直营店，这样利于长久经营）。
旭日集团由此实现了第四次转型。
局部修正是为了全局提升
一个人获得事业的巨大成功时，除了掌声和财富，还意味着他将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面对更大的困难和必须掌握克服困难的更强的能力，他还必须面对新的竞争威胁，并忍受更大的痛苦折磨。
1996年秋，真维斯突然跌入低谷。旺季报表显示，大多数店基本卖不动货，顾客群也不能再发展了，当初快速开店掩盖的种种问题也暴露出来，人心焕散，效率降低。杨勋心急火燎赶到各地一看，脸就黑了下来。然后回公司召集大家开会，“大家都说，问题何在？”
有人认为，是定位与消费人群错位。真维斯的消费人群定位是18～25岁的年轻人，大陆的这部分人群购买能力差；但中高端的价格，使一件小小的T恤动辄也在200元以上。这样的错位，必然在年轻人新鲜感和第一波购买冲动消失之后，难以激起第二波热情；
有人认为，大陆经济宏观调控“软着陆”之后，企业运营吃力，市场又供大于求，企业竞争加剧效益下滑，下岗人员增多，同时医疗和教育开支增大，人们不得不缩减消费持币待购，致使出现全国性消费疲软。这是大环境的原因；
有人认为，大陆经济的发展，还不足以使休闲服成为服装消费的主流；
有人认为是设计不符合年轻人心理，有人说可能是服务和管理的问题，有人说可能是数据掌握不准确，有人说是门面租金太贵，有人说是员工培训不足……
大家各抒己见，都强调自己的观点，吵得面红耳赤，桌子拍得咣咣响。
此时杨勋很痛苦。作为董事长他必须痛苦，他必须在这个新的平台上站稳，迎接前所未有的风暴。最后他发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说得都对。但一个机构最不可动摇的，是它行事的基本宗旨。所以不到最后阶段，我不会调整定位。”所有人都把目光盯着他，“其实真维斯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系统问题，是企业做大之后各个子系统的小目标，尚未实现优化。所以应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他有自己非常坚定的想法：公司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种下的种种隐患，正好借这次磨难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
其实杨勋不慌不忙，气定神闲。他有刚回笼了14亿港币的旭日集团作坚强后盾，他只需按部就班做该做的事。
最后真维斯用了2～3年的时间，从小到大修正了每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尝试了所有方向之后，都没能扭转局势。看来，该调整定位了。
1998年底，杨勋对真维斯进行大手术，将“引导潮流”的战略定位改为“紧跟潮流”，并把价格下调为中档，全面迎合70%～75%的中档消费人群的消费心理，甚至将T恤降到了最低30元。然后专卖店延伸到全国各二三级市场，特别是受中心城市消费潮流影响的周边卫星城市。这一调整，真维斯第二年就缓过气来，实现了连年增长。
“过程很难啊！如果当初不从小处着手进行企业素质的全面提升，真维斯现在不会有这么好的基础。”杨勋看着远方，“任何决策，你都不能只看到一个或几个侧面（就像杯子的例子），而应转换多个角度，看到整个系统，看到全局和未来的要求。这才是真相。否则都是偏见。在偏见之下你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吗？”
“你最好还要有点政治家的素质。学会从小处着手，然后从侧面迂回，顺理成章地把更大的问题一并解决掉。正如蒋介石以追剿红军的名义，达到荡平南方诸省的目的。所以我在解决定位问题时，也顺便将企业素质进行了全面提升。”杨勋哈哈一笑，“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2005年，真维斯连锁专卖店做到了1100家，营收超过20亿。杨勋说，真维斯不求速度只求稳健，只要与国家GDP增速挂起钩来，增速每年高出GDP3～5个百分点即可。这样，真维斯的扩张就不盲目，而是永远与国人的消费能力保持一致。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2006年8月，上海服装行业协会授予真维斯“2006年中国服装行业领袖品牌”，是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休闲品牌，行业领头羊地位被再次确认。
企业经营事务理顺之后，杨勋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回报社会。
正如企业信用理论奠基人诺曼·里尔所说“只有甘愿做好事的公司，才能使自己做得更好”，旭日集团也因为他们真诚的社会公益事业，而获得了社会更广泛的赞誉。
杨勋在集团总部设有公益社，还和哥哥成立了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专门从事慈善活动。他们捐资900万元设立“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捐资近2000万远支持希望工程，包括在贫困地区捐建了20多所小学，资助“助学长征”大型筹款活动，支持西部十省基础教育设施建设等等。杨勋说：“孩子是无辜的。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来帮助他们。”
1992年至今，杨勋已连续举办了15届“中国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赛”，成为影响最大的大学生赛事之一；2002年开始举办“真维斯全国极速运动大师赛”、2005年开始举办“真维斯超级新秀”评选，以及模特大赛等年轻人热衷的赛事。这些赛事，不但促进了校园文化建设和年轻人的上进心，同时也培养了真维斯大量的消费人群。
多年来，兄弟俩已累计为社会捐助了2亿多人民币。
向来低调做人做事的杨勋，却热心于演讲。近年来，他不光兼任了东华大学、南京大学、天津纺院、北京服装学院等一批高校的顾问或教授，还在全国25所高校巡回演讲，讲如何创业与守业，讲人生与智慧。从观念和方法论上，帮助即将进入社会的学生。
杨勋一直以“达则兼济天下”为己任，他说：“今天，我已经不是为自己而工作，因为我已经不需要钱了。我是在为社会，为3万多员工和他们家庭的幸福在努力。我们倡导爱人如己，人生价值在于为他人、为众生、为社会。所以我们举办的一切活动，首先想到的是怎样为国家做些什么。除此，我还能拿什么奉献给我们的国家！”
这一切，正是这位从不显山露水的草根企业家，当年与哥哥在全国各地做服装加工看到国家的贫困时，就暗暗下定决心要做的事。
14年前，杨勋就皈依了佛门。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你认为佛教的真义是什么？”
“自觉，觉他，觉满。三个层次，三种境界：自觉，自己觉悟了；觉他，使他人觉悟了；觉满，自己和他人在所有问题上，都觉悟了，通了。”
“那么，你的内心应该充满了欢乐？”
杨勋抬头看着远方，“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