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中秋将至，忽然想起以前在淡水年年都能吃到的珍合月饼，粗纸包装却美味非常。也因此想起好几年前写下的这篇文章。那时候还停留在爬格子时代，手稿早就不知何处去。好不容易从报纸堆里翻出此文，重新用电脑录入，一方面算是对自己文章的保存，另一方面则是飨以家乡版关心家乡风土人情的热心网友们。我们总是在畅谈如何去保存历史，但有时候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每每到需要劳动付出的时候，畏难情绪就油然而生，而仅仅是以几张表面的照片了事。显然，这远没达到保存历史的目的。
这篇文章不能说完全客观，还停留在同时代老人的述说。珍合楼的面纱并没有真正揭开，或许真要等到它被拆建的时候，面纱才能随着被关注而揭开。但那多少带着心酸和无奈。最近几次去珍合楼，总是大门紧锁，一直想上楼补拍照片，但是总没有机会，因此这里只能给出一张外观照。
也不记得在什么时候，惠阳区淡水镇前进社区的一位干部向我提起了位于大鱼街的珍合酒楼。在餐饮业发达的淡水，酒家之多如过江之鲫。然而，这家名字多少欠缺现代色彩的酒楼始终令我们神往，因为它几乎与世纪同岁。
左边卖饼，右边卖面
走在淡水老街，你也许不会去留意两旁除了历史还是历史的老屋，而对屋檐下五花八门的店铺倒是会留个心眼儿，比如说德胜街卖春联的，正义街扎花灯的，或者名屋巷里的各色杂货店。到了大鱼街，你就会注意到一家左边卖饼，右边买云吞面的饭店。如果你不抬头，你就不会看到那块红而不再鲜艳的招牌——珍合酒家。
这是一幢四层高的青砖房，二楼以上那破损不堪的窗户可以直接告诉那些对它感兴趣的人：人去楼空。仍在营业的一楼，卖饼的店铺除了那会冒烟的炉子外多少有点意思外并没什么特别，而卖云吞面的那家却装潢一新，食客甚多。生意兴隆，反而掩盖了店铺本身的历史。我决定对没多少顾客等待饼家进行采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卖饼的店铺里有上楼的楼梯。
坐在各类米饼旁偶尔驱赶蚊蝇的陈秋明是这家饼店老板陈基的儿子。子承父业，这本无可厚非，但他今年才42岁的事实却让我觉得这家老店的面目开始变得模糊。在他出生之前，珍合酒家已经走了半个世纪，他能知道多少呢？
珍合酒家在当地通常被称为“珍合楼”。陈秋明知道珍合楼快百岁了，但不知道它的确切生年；他知道珍合楼的创始人叫高斌，但不知道高斌的后人今在何方；他知道珍合楼在解放前红遍整个淡水，却不知道那时鼎盛的情形是怎样的……没有被人忘却的东西大致可以称为历史，而这幢巍巍然的珍合楼，似乎已经被历史所湮没。
我问陈秋明能不能联系他的父亲陈基，让老人告诉我更多的实情，结果电话中陈基的一句话让我倍感历史的无情：“珍合楼的老人家差不多都去世了……”
抱着深深的遗憾，我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参观一下这或许多年未有外人踏足的珍合楼，陈秋明欣然同意。但他并不陪同，似乎楼里再没有什么值钱，或者说值得留恋的东西了。
从楼下走到楼上，又从楼上走到楼下，与我亲密接触的只有厚厚的灰尘。七字形的掌柜台、锈迹斑斑的钱柜、横七竖八的桌椅、摇摇欲坠的壁灯，他们都披着上个世纪的尘埃，用静止去计算时光的流逝。我依稀可以辨认出，二楼是摆早市的，包括厨房；三楼的大厅可以用来摆喜酒；四楼则是旅舍和旧时代的酒吧，天花板上还悬挂着分不太清颜色的彩灯。在珍合楼里，我们无法停止的是对当年珍合楼歌舞升平的想象。
陈秋明在楼下等了许久，见我下来后就请我吃米饼，很香、很脆。偌大一个珍合酒家，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现在只剩下这卖米饼的了。
执淡水餐饮业牛耳
对珍合楼的进一步了解是在好几个月后的一天。前进社区的热心干部帮我找到了一些知道情况的老者。他们站在顾客的立场，向我们诉说了珍合楼的点点滴滴。托他们的福，这家百年老店的面纱才得以揭去。
68岁的陈爷爷，提起他家杂货店斜对面的珍合楼，一脸的兴奋就难以掩饰：“当年它（珍合楼）最有名的就是叉烧包，大家都很喜欢吃，以至于跑堂的小二最后懒得听客人的吆喝了，谁来了就给他上两屉。”“当年是什么时候呢？”我最关心的是这个。“那时候可能你爸爸还没出世呢，解放前后吧。”“那那时的生意肯定很红火吧？”我在明知故问。“当然，当时的淡水也不大，就是那三圩七巷，珍合楼可以说是当时唯一一家有名牌效应的酒家。老人们大清早就提着鸟笼相约在酒楼。楼上总是人声鼎沸，高谈声、吆喝声、碗筷声、鸟啼声，掺杂在一起热闹得很。据说珍合楼能摆下50多桌，但也总是有人不得不拎回家吃。”
住在杂货街今年101岁的曾奶奶，正在颐养天年。她的神志已经不能说是清醒，但说起珍合楼她也难忘当年大鱼街众多鱼档口鱼腥中飘出来的缕缕饼香。叉烧包和米饼，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掏钱就能今天的珍合酒家买到，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它经久不衰呢？
由于无史料可考，只能以老人们的口述为准。珍合楼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就建成，它的第一任主人叫高斌，大家都叫他高亚斌，相传是一位很有魅力且开明的商人。他出身贫困，小时候给地主放牛，小小个子能挥动锄头的时候就开始种田，攒了点钱就开饼店，生意越做越大，最后经营起珍合酒家。高斌深谙经营之道，始终坚持“薄利多销，真材实料”的原则。凡是珍合楼烘出来的饼，一没有华丽的包装，二没有调味剂，有的只是真材实料和价格便宜。靠着价廉物美，珍合饼一下子就征服了整个淡水。
现在的老淡水虽然已经尝不到当年的珍合饼了，但对珍合饼的好处仍能娓娓而谈。那位陈爷爷还告诉我，说起珍合饼就离不开闻名海外的珍合月饼。纯粹手工制作，用料一流是珍合月饼的最大特色，口感和质感都比那些现代工业生产的大众月饼强多了。每年还不到中秋的时候，珍合月饼就会被抢购一空。原始的手工作坊虽然提高不了产量，却经得住质量的考验。这个优良传统传到现在的陈秋明手里也没什么走样，现在的珍合楼一年中能赚大钱的只有在中秋期间了。
高斌白手起家的传说可谓鲜为人知，略知一二的仅限于那些年逾古稀的老者。老人们对这位传奇人物的评价是：“他行！”高斌凭着天资聪慧和埋头苦干的劲儿，肚子钻研出一套制饼的工艺。这对一个放牛娃而言已经是丑小鸭变天鹅了。但高斌并不满足自己的触角仅限于饼业，综合性的饮食服务才是他的目标。珍合楼在进入淡水人生活之初，包括高斌在内只有5个人在创业。一个萝卜三个坑，每个人都干着3个人的活。他们每天刚打完三更就起来生炉、擀面，有时候一忙就是通宵达旦。一如既往地付出终于迎来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珍合酒楼的鼎盛时期。那时的珍合楼已经开办了服务一流的餐饮业和旅业，工人最多时有30多个。由于经营得当，高斌短短几年便积攒了大量财富，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大鱼街首富，是红白两道都吃得透的名人，“高老板”的雅号开始传遍淡水。
在抗日时期，社会局势急剧动荡，但不管是日本鬼子还是军阀土匪，都没动珍合楼一根毫毛。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高斌比谁都懂，他不断用钱财消灾，让珍合楼躲过一次有一次的劫难。最为经典的是高老板和“小鬼队队长”的故事。那个队长既抗日又反共，可以说是十足的恶霸，动不动就掏钱。对付这种两面虎，高老板一方面与他称兄道弟，要钱给钱，另一方面则利用他的势力保住珍合楼。尽管如此，高斌的心还是向着当时的红色革命政权，在抗日游击队困难的时候，珍合楼俨然就是红军的“后勤服务基地”。他为红军战士提供食宿，安排撤退路线，有时候还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身限囹圄的地下工作者。
另外，行善积德也是拥有财富之后的高斌的闪光点，由他资助的贫苦学生无以计数，他自己最后还成为崇雅中学的校董。
岁月无情人有情
珍合酒家走向没落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随着1956年惠阳地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完成，珍合酒家也被改造成公私合营的企业，店名前面多了“惠阳县供销综合贸易”几个字。政府为进一步挖掘珍合酒家的“生产潜力”，特派专员接管珍合酒家，而年事已高的高斌被列入了退休的名单。开明的高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放心地离开了他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珍合楼，直到去世也没有回来。
然而在内行人眼里，公私合营之后的珍合酒家始终操纵在一些外行人手里。所谓“隔行不知艺”，外来的专员并不懂得怎样去挖掘珍合楼本身的商业潜力，再加上一些失当的举措，酒家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几易其主，仍不能扭亏为盈。珍合楼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后，得到的是正确的原则路线，失去的却是本身的独特韵味和经济效益。在接受改造以后的几十年里，珍合楼的旅业。餐饮，甚至早市都濒临破产停业。从今天的角度去反思，毕竟在那时的大环境里，穷得一清二白才光荣，任何服务行业都可谓在夹缝里生存。珍合楼的桌椅披尘落埃，门窗失修，决不是某个人的过错。
陈基接受珍合楼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了，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到淡水。陈基抓住珍合楼要承包给个人的机会，毅然挑起了振兴珍合楼的重担。
陈基早在解放前就是高斌的工人之一，他抱着“赚钱得学艺，学艺准赚钱”的想法，加上能吃苦，把珍合楼的工艺学了个八九不离十。高斌离开珍合楼之后，陈基投身戎马之中，直到1980年才退伍。承包珍合楼的陈基天真的认为，只要技艺不生疏，用料不疏忽，珍合楼永远还是珍合楼，珍合饼永远还是珍合饼。然而，要使珍合楼重振旗鼓，再现当年风采，这对老实巴交、没什么积蓄的陈基来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陈基从来没有气馁，他把精力集中在烤炉里的饼上，不能全面开花，也要一枝独秀。靠着高斌传下来的技艺和真材实料的优良传统，珍合楼又重新端出畅销淡水的珍合饼，尤其是珍合月饼。许多老淡水现在只买珍合月饼，除了一贯物美价廉的理由，多少还有一个难以言喻的情感在里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珍合楼的效益慢慢好转，陈基就将一楼装修了一遍，把原先踩上去咯叽作响的木楼梯筑成水泥，而对二楼以上那些失修以久的物件，均因当时资金不足而搁置下来。不想十多年后，竟留下了我前面亲眼所见的颓境。
陈秋明继承父业的时候正是当年淡水“热翻天”的时候，许多年轻人都忙着去炒地皮，但这并未让厚道的陈秋明放弃对珍合饼的热爱。在他看来，把饼卖下去，把饼卖好，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对自己的父亲，对已过世的高老板，乃至悠悠历史的珍合酒家负责。因为，珍合楼在某种意义上已不仅仅是一个酒家，而是淡水近代餐饮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