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子网友韩文《被湮没的历史名园——惠州兼园》，翻查一些方志资料，从康熙末吴骞的《惠阳山水纪胜》、乾隆《归善县志》、光绪《惠州府志》到民国张友仁的《惠州西湖志》，竟均无一字述及兼园。如果不是有澹归的《兼园记》、《叶许山招集兼园》诸诗文为证，人们真有理由怀疑这座惠州名园是否真的存在过。
兼园为什么会在历史的视野中“失踪”？它的失踪对惠州人文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问题。
先来看看这座兼园的主人叶许山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在明末清初许多著名岭南诗人的诗集中，都可以看到叶许山这个名字。如陈子升《中洲集》有《寄叶许山》诗，中云：“示客书多秘，随僧礼半儒。”这是说他藏书甚富，学兼儒释。陈恭尹《独漉堂集》亦有一首《寄叶许山》诗，首二句云：“闻君高卧江城里，宅后园林载一峰”，这是说他在明亡后退隐惠州，而载于一峰之上的“宅后园林”，当然就是澹归所记的兼园了。查《叶氏宗谱》：叶许山就是叶维阳（1612—1688）， 字必泰，许山是他的号，原籍广东海丰，迁居惠州府城。他与泌园主人叶维城是同宗兄弟，也一样出身于前明官宦世家。父亲叶高标是崇祯元年进士，累官至礼科都谏，有政声，卒后赠官太常寺少卿，赐祭葬于西湖崇道山，祀乡贤。维阳本人则为崇祯十五年岁贡，曾任广西桂林府同知。明清鼎革之际，维阳加入南明政权，任中书舍人，与众多惠州士子一样在血雨腥风中欲挽狂澜于既倒。救亡失败后隐居不仕，热心乡梓文化公益：邑人募壮士守城拒寇、修筑加固平湖堤等，其皆捐巨资以为倡率；又组织诗社进行文事活动，资助出版《陈岩野先生集》，参与校雠《苏文忠公寓惠录》并亲为作序等等，被时人称为抱德而隐于禅者。
陈岩野即陈邦彦，是明末抗清殉难的著名“广东三忠”之一，叶维阳出资刊行他的遗著，其实就是对故国新朝的一种政治表态。他在《苏文忠公寓惠录序》中谈辑书经过时又说：“嗣是乡先达黎公是因、郭公菽子，后先裒益、缀葺全书，余小子窃与校雠之末。既而昆火几焚，枣梨漫灭残山剩水中，每怀胜事未能也。”——此序作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十一年前即顺治四年，清军围攻博罗县城，在浮碇岗东麓凿地道填火药炸开城墙一角，肉薄而上，随即展开血腥屠城。组织指挥守城的博罗举人韩如琰、生员韩二见等皆战死，妇女投湖自尽殉节者以千百计（据传七女湖即由此得名），战况之惨烈前所未有。顺治七年，惠州守将降清媚敌，将暂寓府城万寿宫的南明六王（即滋阳、铜陵、兴化、永丰、信阳、永宁诸王）及亲眷随侍悉数诛杀，鹅城顷刻之间人头落地，山河色变。叶维阳序里所说的“昆火几焚”，“残山剩水”，指的也正是这些“故国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他虽然表面上已做了满清的顺民，骨子里依然是奉明朝为正朔。
因此，当澹归、陈子升、屈大均、陈恭尹等明朝遗逸先后遄至惠州，欲寻湖山一角作通风气孔时，叶维阳的兼园和叶维城的泌园，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他们置身于山水江湖无所不兼的兼园和泌园，藉着对惠州秀丽风光的吟咏，抒发民族仇恨，寄托故国哀思，而澹归的《兼园记》、《题惠州瑞开阁》、屈大均的《题惠阳叶氏园》、粱佩兰的《泌园赠别叶犹龙先生》等，都是其中著名的作品。以清朝统治者的立场看，这一班文人僧释的行迹及作品，都是大逆不道罪当灭族的。只是从顺治到康熙中，清王朝还刚刚建立，意识形态的阵地还来不及完全占领，文化政策较为宽松，加之这一时期来任惠州太守的陈应相、钟明进、吕应奎、王煐等，思想意识仍存有前明余绪。尤其是“风流贤太守”王煐，本身就是一位“有心人”，他在惠州所写的《湖上送春》十首，“用最微婉笔调，寄其深沉感慨，隐见黍离之悲”，显见他虽然当了清朝的官，与屈大均、陈恭尹等前明遗逸却是声气相通，思想上有着许多不能明说却可以彼此心照的共同语言。正因为如此，遗民们才能够在惠州兼园、泌园、准提阁甚至太守公署里诗酒酬唱，放言无忌。到了康熙后期，特别是进入雍、乾二朝，统治者逐步加强对思想言论的钳制，文网日愈森严，对南方士子整肃的力度更是不断加大。随着屈大均、澹归等先后被整肃，兼园迅速衰落已是势在必然的命运。乾隆四十八年重辑《归善县志》，志中只字未及兼园，兼园在历史的视野中消失了。
兼园“失踪”的命运，是惠州在明清易代后由政治冲击导至人文衰落的一个缩影。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檀萃来游惠州，在他的游记《楚庭稗珠录》中已经没有提到兼园，倒是具体记述了府城前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由“昔日歌舞台馆”变成“今日败瓦颓垣”的衰败景象：“城内多高第，剥落不堪。旧家子弟无以自存，多补黑衣之数。弓衣挂壁，马矢满街，昔日诸大老富贵风流，杳不可得矣。”檀萃的这一段文字，形象地说明了清初的那一场武装杀戮和接踵而来的文化清剿对惠州社会的严重破坏：不但惠州人文重镇博罗罗阳历经三屠之后人口“十不存一”，元气大伤；惠州府县两城的许多优秀文明成果如兼园、泌园荡然无存，准提阁、丰湖书院等也因此而一度消声匿迹。对此，惠州最后一名进士江逢辰有深沉的感慨，他说：“明少宰杨文懿公起元、少保叶公梦熊、太常叶公高标、御史姚公祥、苑马李公学一，皆郡中巨族，冠盖相望，今后微矣！”正是“金带街前旧门第，百官池上古祠堂。颓垣雨暗缘青藓，坏屋烟寒长绿篁。”他慨叹着有清一代晚明惠州人文鼎盛的景况终难复再。
其实，当雍正和乾隆大兴文字狱整肃岭南遗逸时，屈大均、澹归以及叶维阳、叶维城等当事人早已故去。人虽已死，著作仍被严加查缴并彻底销毁，有的甚至被“戮尸枭示”，当权者藉此以儆效尤的深长用意是很明显的。一方面开博学鸿儒科诱以官职禄位，在惠州则追谥抗清死节的博罗举人韩如璜、韩如琰为烈愍以示皇恩，抚慰遗族；另一方面则大兴文字狱铲除异端、镇慑民心——清王朝正是以软硬两手并施恩威，诱迫汉族知识分子就范。就惠州情况看，这一目的是达到了。惠州的知识精英们不是遁入空门逃避现实，就是在“诗易兴狱”的严酷现实面前噤若寒蝉，失去了文化创新、学术追求的活力。及至乾隆编纂《四庫全书》，“盛世文宗”杨起元的学说被指为“变乱先儒”而受到严厉批判，惠州士子的思想自信被彻底动摇，士气消沉，人才凋零，文坛一片沉寂，了无“盛世气象”，除进士廖贞著有《撷秀楼集》等9部著作外，其余则寥落不彰，无可足述。这一时期叶适、姚璩等二十多位惠州诗人的存世作品多为留连西湖吟咏风景之什，思想空乏，骨格柔弱。陈融曾以“诗中有画丰湖句，得是鲜明失是纤”评论叶适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概括了这一作家群体的思想风貌。晚明时期惠州士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奋发精神和磅礴大气，也随着兼园的失踪而坠落，直至清末民初才又际会时代风云勃焉复兴。不过，这已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