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来了一趟惠州，到惠阳镇隆某荔枝园食荔枝，回去后写了一篇博文放在其博客上。博文标题是：《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千古错误》，全文曰：“在广东恵州的荔枝园上了一课。据说吃荔枝会上火，两个脸庞会火红。荔枝园老农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是千古错误。荔枝三百颗，大约有二十余斤，吃了会死人的。日啖荔枝三百颗，是客家话，苏东坡听不懂，意思是：一颗荔枝三把火。所以，读《论语》一要用山东话，读苏东坡的诗，要用广东恵州的客家话。王教授此说不但过于偏颇，也于惠州历史不符。

　　首先说苏轼这首诗。宋绍圣三年四月，惠州太守东堂(今惠城区中山公园内)故相陈尧佐手植“将军荔”大熟，时贬居惠州的苏轼“赏啖之余，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纵猿取之”。并写诗《食荔枝二首》，其第二首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其中第三句是作者常用的夸张语法修辞，并不真的每天要吃三百颗荔枝，象李白在《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和《赠汪伦》中“桃花潭水深千尺”等夸张语法修辞一样。可是李白那些诗句从来没有人说是“千古错误”，何以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一句，王教授就说是“千古错误”呢？

　　其次说“日啖荔枝三百颗，是客家话，苏东坡听不懂”更是毫无根据。中原人(客家人)为避战乱，在历史上连绵不断地向南移民过程中，入明前大多止于闽、粤、赣交界处，迁入惠属各县的极少。直至明代中晚朝，迁入惠属边县的客家人才多起来，而迁到惠州城落户，则是入清以后之事。据明嘉靖年间修《惠州府志.风俗》载，明代中晚期归善(惠阳)县“乡落之民，每遇月夜，男女聚于野外浩歌，率俚语”。这里所说的“俚语”，就是本地土话。也就是说，直至明代中晚期，连“乡落之民”都讲本地土话，而苏轼寓惠比那时早三、四百年，惠州城又何来客家人、何来客家话呢？退一步说就算北宋时有客家话，曾被客家人自誉为“中原正韵”的客家话随处可通，而苏轼在中原为官多年，又怎会听不懂客家话呢？

　　三是说“日啖荔枝三百颗”是“一颗荔枝三把火”之误，也属无稽之谈。除了两句都不是写实外，用第二句取代第一句，使苏轼诗后二句成为“一颗荔枝三把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在逻辑上也不通。就写实而言，如果说“日啖荔枝三百颗”是“千古错误”，那“一颗荔枝三把火，”难道又不是“千古错误”？请问谁又真正见到吃一颗荔枝会冒出三把火来呢？这不是王教授在此批评“千古错误”，接着自己又在这里犯“千古错误”吗？

　　那位客家老农自作聪明、奚落苏东坡固然可笑，而身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听了这位客家老农胡诌几句，就被忽悠得飘飘然，不但相信“日啖荔枝三百颗，是客家话，苏东坡听不懂”，也相信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是千古错误。此外，王教授还说出这样一个谎谬结论：“读《论语》要用山东话，读苏东坡的诗，要用广东恵州的客家话。”一个具有高级智商的人，却犯了如此低级错误，实在令人叹息不已！